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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容易考，于是报考的学校中，我填写了两个大学的数学系，即英士大学与安徽大学；其他4个大学都是名校，我报考的是电机系与化工系。
没想到我只考取了英大与安大，到这个时候，我才后悔没有好好读书。数学系成了唯一的去处，于是我就这样进入了英大数学系，没想到数学竟成了我的终身职业。
1948年秋，我进了金华英士大学数学系。我感到很失望，没有正规的校舍，亦无甚图书设备，连课也开不齐。不到半年，解放军就渡江了。那时父亲已随中央研究院机关去了广州，他屡次催促与我同时考取英士大学物理系的弟弟王克南下广州。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兵败如山倒，看来国民党的气数已尽了。又听说北大、清华均已恢复招生上课，所以我与王克就决定留校等待解放，再全家团圆，然后重新参加高考以改变我的处境。
(二)
金华解放后，好运气来了。英士大学理工科学生全部被并入南方最高学府之一的浙江大学继续就读。英大这一年，我们基本上没有上课。是重读一年级，还是接着上二年级呢?我决心闯一闯!这一年我选了9门课，经过拼搏，我的门门课几乎都得了高分，一跃成为浙大的高才生了!到这时，我才坚定了学数学的决心。
杭州浙江大学号称东方之剑桥，是青年向往之地。尤其是她有一批著名学者，如物理学家王淦昌，化学家王褒仁，生物学家贝时璋与谈家桢等。我们数学系更是几何学家苏步青与分析学家陈建功长期工作的地方。
初次见到苏先生(这是当时大家对他的称呼)，觉得他是一位很威严的老者，颇有点令人生畏，一种尊敬、仰羡甚至好奇的混杂情感，不觉油然而生。那时他才48岁，比我大29岁，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他夹着几本书去“阳明馆”数学研究所上课。我们可不敢跟他说话。
浙大数学系是苏先生与陈先生创办的。系里的老师都是历届的高才生留校工作的，其中教过我的有卢庆骏、张素诚、徐瑞云、白正国、郭本铁诸先生，当时的助教谷超豪与张鸣镛先生改过我的习题本，比我早两年的研究生有龚
生、夏道行与胡和生等，先后同学有董光昌、郭竹瑞、孙和生、周先意、魏道政、黄季青、石钟慈与许永华等。
我没有听过苏先生的课，但二年级时的“坐标几何”是根据他写的讲义，由白正国先生讲授的。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搞的几何不是中学的几何。四年级的“微分几何”课则是用苏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仍由白先生讲授。在我三年级与四年级时，我有幸听到陈先生亲授的“复变函数论”与“实变函数论”课。我记得有一次复变函数论考试，有一道关于本性奇点的题目，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做对了，于是在系里传开了。我初次引起了苏、陈两位先生对我的注意。从这时起，苏先生大概知道我的名字了。
浙大数学系四年级学生的数学讨论班是苏、陈两位先生倡导的独特课程。分为甲种与乙种讨论班。甲种讨论班由老师给学生各指定一篇论文，乙种讨论班由老师给学生各指定一本书，交给学生自己去阅读，然后由学生轮流上讲台作报告，老师听讲并提问。每个学生每学期要讲四、五次。这样的学习比单纯地听老师讲课，记笔记，再做习题，当然要高了一个层次。这是有指导的学习。在这个阶段中，学生的能力差距就拉开了。这实际上是学生由学习到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生学会了去图书馆寻找资料与独立思考一些问题。因此，这对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与工作能力及对于发现富有创造性才能的学生，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人说，这一段学习是浙大数学系的最精彩之笔，也是苏、陈两位培养人才的最大创举，我完全同意。在讨论班上，我报告过英格姆的名著《素数分布》及几篇爱伦伯与麦克莱因关于同调群的文章，指导老师分别是卢庆骏与张素诚先生，这两门课对我帮助特别大。毕业后，我能很快独立地做研究并出成果，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一阶段的训练。其实在浙大数学系三、四年级时的大部时间，我都用来自学数学了。
我记得那时苏先生与陈先生都兴趣很浓地学习俄文，老师是教德语的一位德国人，她的俄文也很好，两位老先生认真学习，不久就达到了能阅读俄文专业书籍与杂志的水平。苏先生还做过俄译中的工作，即将俄文教科书译成中文，在他们的带动下，全系掀起了学俄文的高潮，很多老师都掌握了俄文。他们这种老年仍刻苦学习的精神，实在是学生最好的榜样，是终身受用不尽的。
(三)
我和苏先生第一次接触是1950年春全系师生一起游览西湖的时候。那天由老师请学生在“楼外楼”吃午饭，苏先生跟大家有说有笑，很和气，并喝了不少酒。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只是听听，很少插嘴，只敢跟同学及助教一起玩玩。
1952年夏，已经快到分配工作的时候了，方案下达前，还有点时间，同学们都希望母校老师能给我们毕业生做点报告，作为毕业后自己进修的参考。大家推选我去找老师联系，于是我们去邀请了苏先生、张素诚先生与从美国回国不久的曹锡华先生。当我去找苏先生时，他一口答应了，好像从未发生过“三反”、“五反”一样。苏先生从罗巴切夫斯基几何讲起，一直讲到芬斯拉几何。我还记得他在报告里说过：“嘉当是当今最伟大的几何学家。”张先生与曹先生分别报告了同伦群理论与环论。
1952年7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立了，该所决定招收4名实习研究员。其中浙大两名，清华与北大各一名。苏先生与陈先生联名推荐孙和生与我去中国科学院，到华罗庚身边去工作。临别时，陈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我们嫁出去的‘女儿’，要好好跟华罗庚学习，他是中国最好的数学家。”
(四)
到数学所工作后，见到苏先生的机会就少了，只是在他来北京开会时，可以见见面。最早是1953年，是在北师大中国数学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接着是1956年数学会召开的数学论文报告会及国家科学规划会等。除听他的演讲外，我们这些在北京工作的浙大数学系毕业生常常去看望他。见面时，彼此都很亲切，但由于他太忙，所以我们略坐片刻即告辞了。10年“文化大革命”中人人自危，彼此都不敢来往，只是偶然听人说起，苏先生被群众“专政”了，并担任了“牛”队长。华先生去上海推广“双法”时，也未能见到苏先生，这样一别就是10年。
终于盼来了大地回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苏先生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但他仍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教育座谈会，并积极地发了言。苏先生还创办了《数学年刊》杂志，他叫我当了一名编委。从80年代初开始，每两年就开一次编委会。编委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学家，苏先生有这样的威望将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除编辑事务外，更多的是互相交流，谈谈发展中国数学的大事，很少有人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荒谬及个人委屈，气氛是欢快的。我还记得最初两次会是在杭州召开的，大家住在西湖附近，每天都三、两集队在西湖边散步，苏先生也偶然参与这种活动。会议还组织大家去过绍兴，参观名胜与鲁迅故居。苏先生跟大家很亲切，直到那时，我才得以与苏先生无拘无束地聊天。苏先生每见到我总是说：“王元，你怎么一点没变呀!还像个小孩子!”我总是说：“啊呀!我都50多了。”
(五)
日本数学会邀请中国数学会派一个3人代表团去访问日本及参加日本数学会年会。中国数学会决定由胡和生与我作为苏先生的助手，并戏称我们两人是他的“金童玉女”。早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就认得胡和生了。她在上海考取了北大和浙大的研究生，经过考虑到浙大做苏先生的研究生，比我高两班。平时我们都互相直呼姓名，其实，我应当称她为“胡大姐”才对。
1983年春，我先去了复旦大学，住在苏先生家旁边，原陈望道先生的寓所(当时已改为招待所了)。苏先生叫我给学生做一次报告，于是我给数学系同学讲了一次“哥德巴赫猜想”。浙大苏、陈两位先生有个传统，即老师上课时，不带一张纸的讲稿，完全凭记忆讲课。所以我就凭记忆讲了一小时，保持了母校的传统。
两天后，我们3人乘机，直飞日本大阪，开始了访问。这个代表团里，我的年纪最小，理所当然地应该由我来管账。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给代表团的钱很少，大概除了给每个人的津贴外，余下的钱就勉强够请吃一桌饭。每个人的津贴也只合几十元人民币。我就把津贴发给了大家。
我记得在大阪时，我跟胡和生一起由留学生陪着上街逛。见到满街都是电器、衣料，应有尽有。那时国内商品相当匮乏，我什么都想买。可是钱就那么一点点，我很现实，买了一个小电熨斗、几把电刮胡刀及一点最便宜的衣料。胡和生专买些别针之类的小东西，我问她，你买这些东西干嘛?她说送给同事。我说：“你还不如买点实用的东西送礼呢!”刚一上街，我们就把钱花光了。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苏先生时，他才48岁呀!以后，我们还去过厦门与合肥开过会。去厦门那次，我们去了不少地方，如泉州与福州等。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苏先生夸奖了我：“王元毕业后，不久就在哥德巴赫问题上作出了成绩，其实那就是他的博士论文!”胡和生还告诉过我：“苏先生很喜欢的学生不多，你是一个。”我已感觉出来了。
记得1979年，我第一次去西欧访问时，还得跟科学院借一套西装及一只箱子。3个半月后回国时，西装已经脏得发光了，幸好是黑色的西装，还勉强凑合。这一次总算用出国制服费做了一套西装穿，尽管那时北京还不太会做西装，太肥大了些，没个样子。
因此，直到津贴花光了，我才想起来了，万一有人生病了怎么办?尤其是苏先生，这么忙，万一引发了心脏病，后果真不堪设想。我与胡和生商量后，决定用公款给每个人买了一小瓶“救心”，以防万一。我将“救心”送给了苏先生，他第一句话就问：“买药合法吗?”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应该是可以的。”他说：“我们要节省一切开支，最后总要请东道主吃顿饭吧!”从此我们再也未花一文钱。
为了让苏先生多点休息，每到一处就由胡和生与我作学术报告，其实苏先生更忙。苏师母是日本人，再加上苏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而较老的日本人的英语是不行的，他们能跟苏先生直接用日语对话，交谈起来既深入又亲切。这就难怪苏先生活动更加频繁了，这些日子苏先生处于既兴奋又紧张的情绪之中。因此常常由留学生陪胡和生与我抽时间出去玩玩了。
一天晚上，我们去了一个很大的公园，使我大吃一惊!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所有的树上都长满了盛开的粉红色樱花，真是花的海洋啊!有些像北方难得见到的“雪挂”一样，不由得想起了岑参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难得啊!每年樱花开了，很快就又谢了，我们真运气，碰上了!日本人三五成群，手上拿着酒瓶，有时还手拉着手，边舞边喝，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我们也分享了他们的愉快。
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是东京，苏先生在日本数学会年会上用流利的日语作了一次题为“微分几何在中国”的报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苏先生与我们每天在一起吃、住与活动，这么多的时间在一起相处与交谈，特别是在飞机、汽车、火车上，一谈就是几小时，真是天大的缘分啊!我们去了大阪、京都、仙台、东京等地，参观了寺庙、名胜。当然也去瞻仰了周总理的遗迹与鲁迅故居等。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上路，去新的地方，所以在晚上，几乎都要整理行装。我们的东西简单，一会儿就整理好了，苏先生总要到晚上11点后才整理好。第二天一清早，他又精神勃勃地投入了活动，真像个青年。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中国代表团在东京一家“中华料理”设宴招待日本朋友，就只有一桌饭，放在一间很小的包间里，勉强可以容纳10多个人，饭菜当然是我们在日本参加的宴会中最节省的了。日本的茅诚司、藤田宏与小松彦三郎先生等名人到了，大家频频举杯，交谈很诚恳欢乐。
次日，我们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了，苏先生的行李多了一些。他有一些亲戚，还有那么多朋友，送给他不少吃穿用的东西，既是人家的一番心意，又不好意思不拿走，何况那时国内物资还较匮乏。他也没个像样子的箱子可以把东西归并一下，结果共有9个包，大部分也就是一个个装着东西的塑料袋子。
这个代表团的组成是明摆着的。我最年轻力壮，拿行李的任务理应落在我的肩上。胡和生与我都已各有两个包了，尽管我们帮他拿了一些，但拿不了那么多嘛。苏先生亦必须两只手都拿东西了，幸好我们在飞机上坐的是第一排，座前有较大的空地可以放东西。
到北京后，我们最后下飞机，我们拿着行李乘坐带式电梯走出机场。没想到行至电梯口，需要跨一步走出电梯时，苏先生没跨过去，跌倒了，大衣角被卷进了电梯履带。在这十分危险的时刻，幸好电梯口站了一位服务员，她及时地关闭了电梯，将苏先生扶起来，他的大衣已被撕破了。天呀!总算是吉人天相，有惊无险!
事后，我常想起这令人后怕的惊险的一幕，既感到内疚，又感到后悔。其实可以让苏先生先等一下，我与胡和生先拿一部分东西走过电梯去，再由胡和生看着行李，我去将苏先生接过来，就万无一失。当时也太大意了。
次日，我送他们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徐徐地开出了北京东站。
我将账单及剩余的钱退还给科协。科协的同志很奇怪：“这么一点钱，你们还没有花完?”是啊!我是应该给苏先生买两个塑料大包的，但若真买了，他能接受吗?
(六)
往后，苏先生与我又在一起开过几次会。1991年，我去上海参加了苏先生的九旬大寿庆典并讲了话。每当全国政协开会时，我都看到他坐在主席台右端的位子上。再以后，听说苏先生生病住医院了。1997年，我在上海出差时，征得复旦大学同意，允许我去医院探视5分钟。我们又见面了。苏先生由医生、护士扶着坐在床边上，依稀还记得我，但说话显得有点吃力。坐了一会儿，我就告别。一阵阵凄凉涌上了心头。
1998年，得知苏先生获得了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除了他本人在几何及其应用方面的杰出成就外，他与陈建功先生很艰苦地创建了著名的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又领导了复旦大学数学系，将她办成中国最好的数学系之一。他为我国培养了好多代数学家，几乎凡是著名的大学与研究院的数学系、所里，都有他的学生在充当骨干。早在1935年，中国数学会刚创建时，他就被推选为《数学学报》的总编辑。
他亲自选择25岁的青年华罗庚先生为助理编辑，协助他工作。抗战期间，他又让陈省身先生协助他编辑了《数学学报》的第二卷。苏先生还与其他老一辈的数学家一起，将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与陈省身先生推选为“新中国数学会”的理事，让他们分管财务与文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苏先生就担当起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的职务，负责重建数学研究所的重任。在苏先生的倡议与领导之下，中国数学会积极地筹备恢复组织与恢复工作。
待年富力强的华罗庚先生回国后，苏先生就将数学所与数学会的工作交给华先生接手了。除答复数学史工作者的询问外，苏先生从不谈这些。而在《数学年刊》编委会上，我听到他怀着深情地说起他的前辈冯祖荀与姜立夫先生对他的提拔与重视，更常常谈起陈建功先生对他的帮助。苏先生的人品与学问，苏先生一生对中国数学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炎黄子孙是应该永铭于心的。无论怎样评价他都不会是过分的!他能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怎不令人由衷地喜悦呢?
几天以后，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消息：“苏步青将全部何梁何利奖金都捐献给了国家!”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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