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元说：“他这一生就是不要命地工作”
，“他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最优秀、品质最高的奶。”
王元回忆起过去一起工作时的情况，他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陈景润的地位很低，任助理研究员，每月工资只有78元，住在6平方米的房子里，小的只能安下一张床和桌子”。有一段时间陈景润还被下放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洗瓶子，后来还是在华罗庚的干涉下才调回所里。他“文革”中又住进“牛棚”，受到不少迫害。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陈景润仍然还是坚持在做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王元问“这样的同志怎么会是为名利奋斗呢？”
王元认为陈景润是一个德才兼备的数学家、一个乐于奉献的数学家。“在极左路线时代，陈景润受到不少迫害，被带上‘为名利思想而奋斗的帽子’，这是对他的诬蔑和歪曲。”
王元院士：陈景润是如何做数学的
数论学家王元院士与陈景润院士共事40年。
“今天，陈景润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条就是他对数学的热爱和追求、一心一意做数学的精神，如果不热爱数学而又要做数学，对国家和个人来讲都不好；第二条是他不爱名利，我与他同事几十年，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的级别都比他高一个档次，我是副研究员，他是助理研究员，应该说，他做得并不比我差，他也绝对不会认为他的深度不如我，但他对这件事完全不在意。1977年，他由助理研究员直接升为研究员，半年后我也升为研究员，我也不在乎，大家相安无事，如果大家都为这种事吵架的话，工作就别干了。现在学术界浮躁得很厉害，背后恐怕就是名利思想在作怪。”
王元与陈景润相识于1956年秋。王元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跟随华罗庚教授学习数论。陈景润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56年，他的一篇题为《关于塔内(g.tarry)问题》的论文受到华罗庚欣赏，应邀到北京参加当年8月召开的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
“当时的印象是他有些书呆子气，见到华先生他可能太紧张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不停地点头说‘华先生好，华先生好’，结果华先生就说，你跟王元谈谈。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王元说。
在华罗庚的赏识和推荐下，陈景润1957年从厦门大学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王元说：“陈景润到数学所后很努力，但最初研究的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是我的领域，他做的是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等，他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很好的工作，发表了论文。应该说，到数学所后几年里，他是一个很好的解析数论学家。”
根据吴文俊的回忆和王元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的讲述，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意向最初由华罗庚提出，华罗庚曾说：“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
在华老的工作基础上，1955年和1957年王元先后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3 4”、“2 3”；
1962年，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分别独立证明了“1 5”；1963年，王元与潘承
洞等合作证明了“1 4”。
华罗庚曾对王元与潘承洞的突破感到由衷的喜悦，但他说过：“最使我感动的是‘1 2’。”
作为科学家，他代表一种精神。除了他卓越的贡献外，陈景润最让人怀念与感动的是他的精神。崔俊芝说：“他是张劲夫老院长所说的‘安钻迷’的典型。”
陈景润的工作不仅代表中国数学界的高峰成就，也代表了一种优良的传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文革”后，当他的事迹发表出来，几代人受到这种精神的感召，立志向数学、向科学的高峰进军。杨乐说：“这样的例子，我自己就能轻松地数出20个左右，他们都是改革后涌现出的科学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贡献。他们见到我时曾说，是陈景润的事迹和精神影响他们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马志明说：“陈景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当时对他的崇拜比现在的追星族还深刻。”
杨乐希望年轻科学家学习陈景润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长期坚持必定会在某个方面有所成就。纪念陈景润先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很好地发扬这种精神，最终使得我们成为国际上的数学强国”。
杨乐说，“我觉得陈景润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有特别的天赋或他比别人更加聪明，而在于他长期的勤奋与努力、坚持和刻苦。今天，在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仅因为他对中国数学所作的贡献，还因为他长期坚持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要发扬这种精神。”
一位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说过，费马大定理是人类思维的极限，是人类的思维能力不能解决的。但是怀尔斯把它解决了。然而，哥德巴赫猜想却仍然没有解决。陆启铿说：“我个人认为，似乎哥德巴赫猜想比费马大定理更加艰难。陈景润的工作距哥德巴赫猜想的最终解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比登天还难。自那时起，哥德巴赫猜想仍然停留在陈景润的地方。”
在“1 2”发表40周年、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启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景润的工作无疑是出色的，比我们这一代的数学家都好得多。他的‘1 2’工作至今是一个世界纪录，保持了几十年，没有被打破。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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