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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洞正是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54年他选择了闵嗣鹤先生的数论专门化。这时，我们成了同行，就认识了。他刚20岁，我比他大4岁。闵先生鼓励他的学生与数学所数论组的人交流，多向华罗庚先生学习。他们常来数学所参加华先生领导的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得到了华先生的指导与熏陶。数学所数论组的年轻人也把闵先生看成老师，常向他请教。 承洞性格开朗，心胸开阔，襟怀坦白。他还有一大优点，就是淡泊名利，不与人争。这在数学界是有口皆碑的，所以他有众多朋友。我很喜欢与他交往，我们愈来愈熟了，彼此感到在一起时很舒畅。
承洞于195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继续留校做研究生。承洞很有才华，在他做学生的时候，就有突出的表现。
1957年"反右"，之后就是"大跃进"，1958年夏天又开展了以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党总支书记齐民友而引发的所谓"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景润作为一个最"顽固"的"小白旗"被调到大连化学所去从事他所不懂的专业，直到几年之后才被落实政策调回数学所工作。数学所数论组的其他人也都受到冲击，说他们搞"理论脱离实际"的东西。哥德巴赫猜想更被说成是"洋人"、"古人"、"死人"的"垃圾"，他们纷纷改行了。轰轰烈烈的数论研究就这样沉静下去了。当时承洞是在校研究生，他还继续当他的学生。
1961年，承洞研究生毕业了。像他这样可能已被划为内部掌握的"白旗"了。北京没有单位要他，他被分配到济南山东大学去工作。我为他离开北京良好的研究环境而难过，我们依依相别了。
幸好山大领导不仅未歧视他，而且还相当看重与照顾他，使他能在山大继续从事"理论脱离实际"的解析数论研究工作。这时他已被哥德巴赫猜想迷住了。
他给我写了很多信件，将他的结果不断告诉我。当一个数学家做过一件工作而受到阻碍后，往往轻易不会相信这件工作还会有进展，这是对自己的迷信与偏见。我在证明了（2，3）之后，就陷入这种思维的怪圈之中。所以我不相信承洞的结果，每每予以反驳，承洞再加以解释，彼此的信都写得很长。最后在无可争辩的情况下，我还是承认了承洞的（1，5）。这段时间，承洞总共给我写了六十几封信，而他给未婚妻淑英大概只写了两封信，可见其拼搏之激烈。
最后，我承认了（1，5）。这之后承洞又证明了（1，4）。1965年，庞比尼与阿·维诺格拉多夫独立地证明了（1，3）。
1966年，景润证明了（1，2），又将哥德巴赫猜想的记录夺回到中国数学家的手中了。
一个日本学者说："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解析数论着实光辉了一下"，指的就是景润与承洞。
山大为承洞的成就而感到喜悦。1963年，山大校庆期间，数学系请了三个客人，除夏道行是山大校友外，闵先生与我显然都是为潘承洞而受到邀请的。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差，我们被安排在济南火车站附近的山东宾馆之中。那时还处困难时期，每天能吃饱吃好，住的也很舒服，真是福气了。我庆幸承洞在山东时工作与生活都很愉快。
接着就是"四清"，"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未见过面，当然也不敢见面，一晃就是十几年。
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了。数学所于当年就召集全国各著名大学派代表来数学所商谈"如何恢复数学研究"，"如何制定各个数学领域的发展规划"，"如何在全国分工布局"等重大问题。一句话，怎样把损失的光阴追回来。
承洞与我终于又见面了。大家没有兴趣谈这些年的遭遇，我们都憧憬着美好的明天。他给我带来了两斤花生米，那时北京每户每月只配给两斤蔬菜，每人半斤肉，我已记不得最后一次吃花生米是何年何月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1979年8月，我们都应邀参加了在英国达尔姆召开的解析数论国际大会。同时应邀的还有华老与景润。景润未能去，华老与我从欧洲其他地方先期到达了。承洞见到我们时高兴极了。承洞与我都是第一次出国，在异国他乡能碰见老朋友该多高兴啊
。这一周，每天我们都去华老屋里，促膝谈心，傍晚一起散步，同桌吃饭。
承洞与我都被安排在全会上作报告。1979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上登有林海采访华老后写的文章，文章说"王元与潘承洞在会上作了报告，不少人用"突出的成就'、'很高的水平'等评语，赞扬中国数学家在研究解析数论方面所做的努力。一些白发苍苍的数学家向华罗庚教授祝贺，祝贺中国老一辈的数学家培养了这样出色的人才"。
早在达尔姆会议之前三个月之中，我就在法国与原西德多次做报告，介绍景润与承洞的成就，在孤立状态下的中国数学家所作出的成绩，赢得了外国同行的高度尊重。 摘自《回忆潘承洞》作者：王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