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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第12期的《数学学报》上发表了陈景润的《给定区域内的整点问题》。全文气韵非凡，颇有空山绝响、声震环宇之势。1963年，他又在《数学学报》发表了《圆内整点问题》的论文，此文以大家之风，改进了华罗庚的结果。
陈景润成了数学所出名的怪人，话很少，有时，会不声不响地站在同事的后面，看人家在做什么。别人看他个子稍小，眼睛却不乏锐利，只须看一眼，就把你做的课题看个一清二楚，就在你正为那个课题熬尽心血而不得其解的时候，陈景润的论文已经赫然印成铅字，公诸于天下了。于是，那每一个字都仿佛幻成了嘲弄的眼睛，直瞅着你，让你气得七窍生烟。这种带有孩子气的恶作剧，不止一次。有了他，别人的研究工作经常成了无用功，结果，不少人都思忖着改行，改变研究方向，以免和陈景润撞车。这个来自福建的外表邋邋遢遢的汉子，厉害得让人可怕、可恨，却又奈何他不得，或许，正因为如此，陈景润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文革”大乱，人们乘机毒打他，妄图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者易折”，这些民间谚语都应验在他头上了。这确是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
他一介书生，全然不懂这些世俗，仍是全神贯注地做他的数论研究。一个脱俗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时是很孤单的，陈景润无暇去想这些，在经历了几场鏖战之后，仿佛是攀越群山峻岭，终于看到美丽至极的顶峰在向他微笑了，这就是攻克梦寐以求的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哥德巴赫猜想挑战，至今说法不一。他太内向，对自己从事的项目向来守口如瓶，连最要好的同学、同乡也不轻易透露。从他的工作日程推算，估计是在1964年，当时，数学所绝大多数人都根据上级的安排，去参加农村的“四清”了，陈景润身体太差，平时又给人一种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于是，留了下来。他正好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隙，实施他宏伟的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战略。
早在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伯尔特在国际数学会的演说中，把哥德巴赫猜想看成是以往遗留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介绍给20世纪的数学家来解决。然而，它委实太难了，1921年，英国数学家哈代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数学会上说过，猜想的困难程度是可以和任何没有解决的数学问题相比的。
人类的攻坚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解决这道难题不仅仅在于它的本身，因为，它跟解析数论中所有的重要方法都有联系。它的解决，可以提高解析数论的总体理论层次，而且还可以把它的结果推广到代数领域中去，从而引起数学领域中翻天覆地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其重要意义和迷人之处便在于此。难怪华罗庚会为之长叹不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可惜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
近70年来，世界数学界奋不顾身的攻坚者络绎不绝，恰似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的竞赛：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首次打破寂寞，证明了(9 9)；1924年，德国数学家拉代马哈证明了(7 7)；1932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6 6)；苏联数学家布赫夕塔布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别证明了(5 5)与(4 4)；1956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3 4)，同一年，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 3)，1957年，王元又证明了(2 3)。这些结果的获得，是非常不简单的，但它们的缺点在于两个相加的数中还没有一个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1948年，匈牙利数学家瑞尼另辟蹊径，证明了(1 b)。这里的b是常数，用他的方法定出的b将是很大的，所以一时人们无法定出具体的b来。1962年，我国数学家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各自独立证明了(1 5)，1963年，潘承洞、巴尔巴恩、王元又都证明了(1 4)，1965年，阿·维诺格拉多夫、布赫夕塔布和意大利数学家朋比尼证明了(1 3)。捷报频传，距离美丽的顶峰只差二步之遥了。
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越是接近绝顶，越是险象环生。冰川下，幽幽的深渊恰似魔鬼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吞噬冒险者。心气很高的陈景润在刚进数学所的时候，一位同学、同乡问他的志向，血气正盛的陈景润曾经响亮地回答“‘打倒’维诺格拉多夫！”谁曾料到，这一回，陈景润真的要向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维诺格拉多夫挑战了，他要算出(1 2)。
维诺格拉多夫是用“筛法”攻克(1 3)的，根据他的分析，“筛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要想再向前一步，必须另辟新路。陈景润不尽相信他的话，他决定对“筛法”进行重大改进，向(1 2)发起最后的冲击。
熬过了多少日日夜夜，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心血，委实很难计算了。石破天惊，一脸疲惫的陈景润在1966年春，庄重地向人们宣告，他得出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的成果〔简记为(1 2)〕，他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两个数之和，其中一个是素数，另一个为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消息传开，数学所震动了。
此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文章，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劫难。大祸将临，风云突变，处于急风暴雨中心的北京，更是人人自危。谁也无法预料，厄运会在什么时候落到头上。
中关村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昔日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学者、专家，一夜之间，全变成了丧魂落魄的“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挂牌、游街、示众，被“一脚踩在地上”，还要“永世不得翻身”。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红卫兵，挥舞着军用皮带，耀武扬威地从街上走过，他们大多数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居然把打人视为是可以称雄于世的“革命行动”。
每一个单位都出现了扎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数学所当然也未能幸免。当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涌向陈景润，把他当做“寄生虫、白痴、传染病患者”揪出来的时候，他茫然不知所措，一双疑惑的眼睛瞅着这群疯狂的人们：世界，怎么了？人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平时不过问政治的他，政治毫不留情地来过问他了。而且，如此的严酷，如此的不容商量。这是一个极端蔑视法制、真理、事实的时代，几个人、十几个人或有一小伙人认为你是什么，便可以随便给你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到吓人的程度，给你戴上一顶顶帽子，你无法申诉，也无处无人听你申诉，只好认了。不知有多少正直的灵魂，受到无端的鞭笞，以至扭曲、变形，甚至毁灭。毫无人性地蹂躏人格、尊严是极端残酷的。
数论王国中纵横驰骋的潇洒骑士，在现实世界中被丑化为一钱不值的垃圾，昔日的辉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大罪。甚至连极为神圣的哥德巴赫猜想也遭到莫名的亵渎：批斗陈景润的人唾沫横飞，用最时髦的“革命”性的语言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 2)有什么了不起！1 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 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最令陈景润不解的是，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懂数学、数论的人，他们明明知道数学，且研究颇深，对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代表世界数学水平的名题，更是了如指掌。然而，却故意这么诽谤他，丑化他，这些人莫非是疯了？
西方的社会学家以人有人性和兽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来解释这种非常时期的荒唐。实际上，这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结果。整个社会权力的失控和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私欲派性的恶性膨胀，几乎使所有的真理都受到颠倒。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陈景润怎能逃脱这场劫难？
一身清白的陈景润，徐迟曾这样描绘他：“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这是诗人深情的礼赞，严峻的现实是，美丽的仙鹤正经受着无情的讨伐！
他是属于室一级的“牛鬼蛇神”，外出时，必须自己挂好造反派赐给他的牌子。那是一块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三合板，上面用墨写着他诸多的罪名，一根细绳拴着，牌子不重，但是，那恶意的诽谤和邪恶的侮辱，却如沉甸甸的大山，压着身体瘦弱不堪的他。去食堂买饭，也要挂着。回来时，陈景润把牌子摘下来。精于计算的他，偶然发现了牌子的特殊用途，恰好可以用它遮挡从窗外射来的阳光。他用那台旧的收音机抵住牌子，挡在窗前。屋内，居然显得温馨了许多。
高贵的数论已经被人践踏得不如一张草纸了。但陈景润像痴心不改的恋人，仍一如既往地恋着它。此时，他已搬到那间刀把形的六平方米的“锅炉房”中，没有锅炉，凸起的烟囱占了一个显眼的位置，进门的左侧，正好放一张单人床，一张断腿的凳子横着放倒，正好坐人，床，就成了书桌了。他伏在床上，仍然算他的数学。
1966年6月，虽然发表了他那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 2)的论文，但他知道，证明过程还有许多不足：过于冗杂，不简洁，还有失之偏颇和不甚明了之处。仿佛是上山的路，他上了峰顶，但路线尚不清晰，他要进一步完善它，简化它。窗外，门外，浊流滚滚，嚣声震天，陈景润揩干了脸上被啐的唾沫，深埋所受的创伤，仍是钻研他的数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不得不佩服和赞叹陈景润那已是痴迷得无法自拔的精神。
当运动深入发展，目标逐渐转移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阶段以后，陈景润渐渐被狂热的人们忘却了。因为，较之于诸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大人物，陈景润真的算不上什么。他开始把牌子提在手上，一手拿着碗，一手提着那块牌子，见没有人为难他，慢慢地，那块牌子便靠在窗前，只发挥它遮挡阳光的应有作用。他终于明白了，他也可以“自己解放自己”的。
围绕着陈景润这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 2)论文的发表，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应当佩服仗义执言力排众议的关肇直，他奋勇为陈景润的辉煌成果担当起力荐发表的重任，面对种种怀疑甚至无端的责难，拍案而起，慷慨而激越地宣告：
“我们不发表陈景润的这篇文章，将是历史的罪人！”
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如惊雷横空，江河泻地。真理的光辉终于战胜了邪恶的阴影。
1966年第17期《科学通报》，陈景润的《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赫然印在上面了。幸运的陈景润，赶上了“文革”前夕，这家权威杂志的最后一班车。此后《科学通报》就被迫停刊了。
该文的发表，曾引起世界数学界的强烈反响，但不少人抱着怀疑的态度，不大相信中国数学界有此等奇才。同时，文章本身也确实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很可惜，中国已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烽烟漫天，斯文扫地，谁也无暇去注意国际上的反应，更没有人去重提陈景润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辉煌成果。非常岁月，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陈景润更是没有想到，一场带有毁灭性的灾难正向他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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