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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是194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而在到法国留学以前他已经有一项使其名扬国际数学界的工作。当时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位研究拓扑学的知名学者，名叫惠特尼，他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证明了数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定理，但这一证明过程非常长，以至于最后只能发表他的证明结果，而没有办法登出他的证明过程，为此，他不得不保留那长长的证明过程的原稿，以备有人要向他核查。不久，吴先生就给出了一个对惠特尼定理的非常简洁的证明，整个证明过程共10页篇幅，比惠特尼原先的证明过程大为简化。吴先生的证明文章发表后，惠特尼非常高兴，惠特尼后来对人说过这样的话：这下我可以放下包袱了，可以放心处理那些原稿了。许先生说，尽管这只是吴先生早期一个比较独立的工作，但也能反映出吴先生的才华之高、思路之深，当时吴文俊只有27岁。
在许先生看来，吴先生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得到这么高的成就，除了他的才华和悟性甚高外，还有就是他刻苦钻研的精神。30年代末，他在上海交大念书时，课余很多时间都是泡在图书馆里，一本学报拿到手，他通常会从头到尾读完，而一般人往往会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看。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造就了一个能涉猎数学诸多领域，并都有很深造诣的大数学家。许先生介绍说，吴先生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一直望前走，喜欢不断探求新的未知的东西。这方面最生动的一个例子是，当计算机出来后，他看准这是未来的方向，就一头扎进计算机里，而此时他已经年届花甲。尽管计算机已经越来越多地用于数学研究，但是用来作定理证明是吴先生的一个重要发展。当时我们国家计算机很少，吴先生所在的数学研究所只有一台从罗马尼亚进口的计算机，由于机少人多，上机时都要登记排队。有一天已经过了下班时间，许先生看到吴先生来了，就问他下班了还来干什么，吴先生回答说他是乘下班后人少来上机。许先生感慨地说，尽管吴先生年事已高，但就上机所花的时间而言，系统研究所里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许先生说，许多人都知道吴先生在30多年前在拓扑学和近些年来在机器证明方面的工作，但吴先生在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可能知者不多。那还是文革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里选一些课题做，吴先生就选了中国数学史。但就是在这样一个题目里，吴先生仍然作出了独到的工作。吴文俊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古代中国的数学是构造型的，相对于以逻辑思维见长的欧几里得几何证明而言，中国的数学更多地带有构造特色，如π值就是中国人最先算出，而且计算的结果是当时最精确的。
许先生说，一个人年轻时作出成绩并不少见，而年长特别是年迈以后，仍能开创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能作出重要工作，这是不容易的。具体来说，吴先生早年在拓扑学就有“吴公式”等许多工作。几十年后，他转向机器证明的新领域，又有建树，他的方法被称为“吴方法”，类似吴院士这样在数学的不同分支作出如此重要工作的在国际数学界也极为少见。
许先生说，尽管吴先生在数学研究中作出了多项出色的工作，但吴先生给人的印象决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吴先生兴趣广泛，他对国家的经济建设非常关心，平时经常看历史方面的书籍，也很喜欢看小说，对有关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也很有兴趣。许先生说吴先生还很喜欢看电影，他看的电影可能比任何一个数学家都多。
在结束电话采访时，许先生又想起一个有关吴先生的小插曲。在法国留学时，正值国内解放战争临近尾声，吴先生在法国的住所里有一张中国地图，中国哪一个地方解放了，他就在上面插一面小红旗。许先生说，这件小事生动显示了一个中国数学家的爱国情怀，这可能正是日后吴先生在科学上不断为国争光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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