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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经过一番苦战，我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
这些成果也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为我操了不少心，并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的。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正当陈景润利用数学所的有利条件埋头工作时，1958年，全国科教系统开展了所谓的“拔白旗”政治运动，在全所大会上华罗庚、张宗燧等人被指斥为“大白旗”。批判的矛头集中到华罗庚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陈景润也因此受到牵连。
进京之后的陈景润仍然保持那种孤雁独翔式的科研方式，他习惯于一个人独处，习惯于单枪匹马去叩响科学的大门。华罗庚充分理解陈景润这种难以改变的个性，他身为研究所所长，给了陈景润充分的自由天地。对于这一切，陈景润感激不尽。因此，“文革”大劫，“四人帮”中的重要人物迟群，曾专程叩开了陈景润那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神秘兮兮地要陈景润揭发所谓的华罗庚剽窃陈景润研究成果问题，陈景润毫不含糊地站在真理的立场上，予以实事求是的回答：没有此事。“四人帮”的阴谋化为泡影。
陈景润在“他利问题”上的贡献，曾在“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上公开宣读过，并且在报纸上予以报导，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并在再版序言中对陈景润表示了足够的感谢，“四人帮”妄图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从而置华罗庚于死地，手段是极其恶毒和卑劣的。对政治并不精通的陈景润，本能地预感到此事的严重性，当迟群找他以后，陈景润立即把消息告诉可以和华罗庚直接联系的陈德泉，使华罗庚做好了应有的思想准备，也使主持正义的人们在非常时期，做了不少保护华罗庚的有力的工作。最后，由江青直接导演的这一幕丑剧，以“四人帮”的失败而告终。
陈景润如何被调到数学所
华罗庚的引荐和提携之情，陈景润是永远铭记心中的，对待这位恩师，他尊敬有加，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华老师，谢谢华老师。”
不善言辞的他，觉得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负老师的一片厚望。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之外，还教会了他的学生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回忆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 陈景润说我从一个学校图书资料室的狭小天地走出来，突然置身于全国名家高手云集的专门研究机构，眼界大开，如鱼得水。
在华罗庚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我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经过一番苦战，我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
这些成果也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为我操了不少心，并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的。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1956年8月，华罗庚在北京见到陈景润后，建议数学所办公室主任与厦门大学商调陈景润到数学所工作。不料，厦门大学了解情况后，意识到他的才华，回函说厦大非常需要陈景润，他的工作不可代替。于是，陈景润被升为助教，分配给数学系张鸣镛教授。调动的事情暂时搁浅。
然而，陈景润的教学进展得并不顺利，学生反映说听不懂他的辅导，系主任方德植无奈之下，又把他调回图书馆。1957年，陆启铿受邀参加一个厦大为校庆而举办的学术讨论会。那时，从北京去厦门的交通很不方便，于是陆启铿就交通问题咨询正在数学所进修的厦大讲师陈奕培，也是因此从陈奕培那里解到陈景润的这些情况。当时，陈景润只是一名助理研究员。那时，厦门大学校长是王亚南，他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与华罗庚相识。
他听说华罗庚的学生陆启铿到了厦大，专程到他的宿舍看望。接着，系主任方德植找陆启铿谈话，请他回去转告数学所的领导，现在厦门大学愿意把陈景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了。1957年9月，陈景润正式调到北京，进入全国最高研究机构，揭开了他生命史上坎坷而最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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