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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必不可免会给人们的头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可能产生消极的结果，使人从此一撅不振，随波逐流度时光，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丧失信心；也可能产生积极的力量，使人精神振作，从逆境中崛起，不屈不挠地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抗争。
我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西方的善于思考的学者急于了解。他们中有的人把体温表插到我的腋下，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测量我的体温。
这件事发生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我的友好的东道主的校园里。我应邀出席了一个场面热闹的欢送会，欢送一位英国学者到美国去定居，进行学术研究。光临者都是数学界的知名人士。在轻松的气氛中，一位风度翩翩的女学者来到我面前，敬酒攀谈。她突然扬声问道：“华教授，您不为自己回国感到后悔吗？”
“嗯，温度表插过来了！”我思忖着，一面满面笑容地举杯应酬，一面斩钉截铁地回答她：“不，我回到自己的祖国一点也不后悔！……我回国，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做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图舒服。活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
我的回答引来一片掌声。
这段即席谈话虽简短，但确是我回国三十年来经常用来激励自己的肺腑之言。我回国之前，一家人住在美国伊里诺斯州阿尔巴勒城。美国是个不惜高价优待“科学大脑”的国家。在那里我有着一座舒适的洋房，经常高朋满座，净亮的“顺风”牌小轿车似乎自然地告诉人们，我的—切都是顺风如意的。可是当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我耳边的时候，如同在我脑海的平静水面上投下了一块石块，以同心圆的涟漪向四外扩张着，我的心激动异常。新生的祖国对我这个海外赤子产生了极大的引力，优越的物质条件可也牵不住我似箭的归心。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恰在此时，周总理的号召送来了东风，为我回归祖国的心愿增添了加速力。我于一九五零年毅然抛弃了洋房、汽车，登上邮船，直扑“母亲”的怀抱。
在春光明媚，充满生机的祖国怀抱，我迎来了自己科学研究的春天。回国初的十五年中，我走在一条平坦的大道上，每年春种秋收，欢欢喜喜。先后出版了《数论导引》、《典型域上的调合分析》。还和万哲飞同志一起合著了《典型群》，和王元同志一起提出数值积分的新的计算方法。我在研究优选法理论的基础上，还写了《优选学》一书。为了把优选法和统筹法推广到群众中去，我又先后写出《统筹法平话》和《优选法平话》的通俗读物，让数学工具在生产中发挥了直接作用。此外，还为中学生写了《杨辉三角》、《数学归纳法》。……
可是，谁知步入第十六个年头的时候，我被卷进一场无法抵御的政治风暴之中，弄得走头无路，几乎精疲力尽。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鼓起勇气，根据数学理论，把杂乱无章的实际问题归纳成应用广泛的简单明了的数学问题。本来年逾六旬的科学工作者已可以告老退休了，还走什么新路。我之所以年过六旬，还有勇气在数学上探索新路，除了党的关怀外，还因为得到许多实际工作者的帮助和教育。如在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的实践中，由于专业工作者和群众结合，我扩大了眼界，才使这一成果超出了数学的境界，把科学转化为生产力，在经济方面收到显著效果。
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保护和鼓励我，希望我成为祖国真正的人民科学家，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出一些成绩。对此，我铭刻在心，时时激励自己。
使我很难忘记的是，一九七八年我患心肌梗塞，开始住在哈尔滨医院，后来转到北京医院。一月十九日，华国锋同志到医院亲切地探望我，使我倍增了前进的力量。
这一切使我进一步感受到祖国母亲的温暖，更坚定了我的信念——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我曾于一九六三、六四和七六年多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出国讲学前，又一次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我在这份申请书的结尾写道：“虽然现在蒲柳先衰，心颤、眼花、手抖、头发白，但决心下定，活一天就为党工作一天，活一小时就为党工作一小时，……对党，对人民，对祖国起些微薄的作用。”
就在我出席伯明翰大学校园里那次欢送会之前，一个佳音从祖国的心脏北京飞越大洋飞到我的耳畔——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三日我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表达我对党的坚定信念，今年二月份我写了《破阵子·奉答邓大姐》这样一首词：
老同志，深愧作，
新党员，幸勉称，
横刀那顾头颅白，
跃马紧傍青壮人，
不负党员名。
这次出国访问，我在百群上的调和分析、数值积分、混合型偏微分方程，哥德巴赫问题新探索、普及数学方法的经验等十几个方面作了演讲，阐述了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许多问题，引起了英、法、荷兰、西德数学界同行的浓厚兴趣，博得了他们的好评。
后来我到法国南锡大学，参加那里为授于我荣誉博士学位举行的仪式。我向坡形的讲堂上望去，站满了身穿博士袍的学者，个个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当主席向各位院士介绍我的学术成就时，全体与会者自始至终一直站立着。其中有位九十来岁的老人，由于站立过久，身子支持不住，不得不用颤抖着的双手扶在台子上。这时，我不禁热血沸腾，这些学者长时间的站立着，决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尊重，主要是对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敬仰。当主席把博士绶带挎在我中山装上的时候，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此时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我默颂着：祖国啊，荣誉属于您，祖国啊，这异国他乡奏起的国歌再一次说明了您的伟大，我将永远作您忠实的儿子！
《爱国与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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