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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早年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后来任云南大学校长，虽然整日忙于教学与校务，但他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始终是关心的。记得我的童年时，晚饭后，父亲常爱把我放在他的膝上给我讲故事。他讲的大多是中国历史故事：晏婴使楚、蔺相如“完璧归赵”等。他也讲巴斯德和居里夫妇如何取得科学上的伟大成就 以及他们如何用科学帮助了自己的祖国。父亲很注意教我们懂得科学的方法，鼓励我们的进步。
记得他讲过二哥九岁时随他到瑞士参加世界数学家会议的故事：一天一位法国数学家问二哥：“你知道最大的数字是什么?”“不知道!”“一百万是不是最大的数字?“不是?”“为什么呢?”“一百万加一不就比一百万大了么?”
父亲说这个回答非常好，是具有数学观念的回答。我在初中时，从《开明少年》杂志上搞懂了内燃机的工作原理。父亲知道后很高兴，叫我在父亲的朋友前讲解来鼓励我。他是一个数学家，当然他希望我们兄弟中有人能学数学，但他并不勉强我们。兄弟中有什么爱好和特长，他总是鼓励和支持。所以我们之中有的学地质、艺术，有的学生物、物理，我自己则选择了电信，没有一人学数学。我在小学和初中时喜欢无线电制作。开始做矿石收音机和简单的电子管收音机。那时昆明买无线电器件不很容易。一次父亲的一位朋友因事到香港，父亲特意要我开了一份元件清单请他代买我所需要的器件。
当我拿到一盒可以做一个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机(这是一种较复杂的高级收音机)的零件时，十二岁的我竟高兴得一夜没睡着。也许就是这天，成为我选择电信专业作为我终身事业的日子。在我们都已成人工作以后，他仍经常关心指导我们。他常告诫我们：数学、外语这些基础一定要打好，打好了基础才有可能把专业工作做好。他还常说，书要好好读，但也不能只是读书，只学到书上那点东西是不够的。还得要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要随时都有一两个问题在脑子里思考。
1957年后，父亲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这时我们在国内的兄弟和姐姐中有三人是教师。除我以外都在外地工作，只有春节时才能回京。每逢大家在家团聚，他所关心的总是大家在工作中的表现怎样
。记得有一年春节 ，父亲让我们三人轮流在客厅的黑板(这是当时为北京函数论讨论班在家举行，而特意请数学所备制的)上给他讲一段课。然后让我们一起讨论讲得怎样，最后他指出每个人讲课的优点和缺点。
他爱护子女，但从不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去为子女谋求特殊的“方便”。30年代父亲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每年数学入学考题都由他负责出，但当秉信大哥报考清华那年，他请假离开，不参与考试工作。40年代他任云南大学校长时，秉明二哥要以同等学历(他尚未高中毕业)报考大学，父亲让二哥去考西南联大而不是云大。他爱护子女，认为使子女能自立，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就是最大的爱护。给予物质上的东西，使孩子们养成依赖家庭的思想、习惯是害了孩子。1963年我结婚时，父亲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他亲自用相框装起的一张二哥的雕刻作品“水牛”的照片，上面他又写了一首诗。诗的最后一句是：“咸期专深趋向红”。他解释说：对于学问、业务要求深入钻研。对于红、就像数学上的无穷大一样是没有止境的，因此要不断地向红的方向努力前进!
父亲不仅仅是关心对子女的培养，他一向关心青年后 进的成长，热心于为祖国培养科学人才。作为一个数学家、教育家，他常叹旧中国科学教育落后，缺乏人才。把为国家多培养些人才作为己任。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因受到父亲之关心和帮助而得以深造成长已是众所周知的佳话。其实父亲亲自关心、培养的优秀人才远不止华罗庚先生一人。早在20年代东南大学时期，严济慈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物理系时，父亲从严先生在数学学业中的突出表现看出了他的勤奋与才华，便与何鲁先生等当时几位东南大学教授一起合力积资帮助家境贫寒的严先生去法国留学深造。后来因东南大学学潮，父亲暂到西北大学任教，学校当局又发不出薪水，父亲便写信给留在南京的母亲，要她把自己的皮袍卖去以便继续汇钱给严先生。母亲考虑到以后冬天还得作御寒之用，就想法向朋友借了钱寄去，幸而不久以后，严济慈先生获得了浙江省教育厅的资助，他们才没有再寄钱去了。由于严济慈先生在法国学习成绩优异，从此法国教育部正式承认了中国大学的文凭资格。
1957年，父亲自法国归来，在数学研究所工作。这时他已是六十四岁了，又患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但他除了自己作研究工作外，还负责指导了几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其中有福建师范学院来的谢晖春和贵州大学来的谭鑫两位进修教师以及何育赞、吕以辇等同志。这些同志都在不长的时间里作出了良好的研究成果。
1961年，在他的倡议和具体组织下，成立了北京地区的函数论讨论班。这以后家里的客厅墙上挂起了一块小黑板。每两、三周，数学所的一些年轻同志以及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一些从事函数论方面工作的教师，包括庄圻泰、范会国、赵进义等几位老教授都聚集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小客厅里，报告和讨论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对推动我国复变函数论的发展和年轻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1962年我国乒乓球队首次获得了世界团体冠军，他兴奋之余联想到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建议说：乒乓球运动水平的提高，是因为从中小学里发现人材加以培养，我们在科学研究上也应当这样做。记得一次父亲的老友、天文学家程茂兰先生介绍给他一个青年。他叫韩念国，中学毕业时因故未能投考大学，在天文台做实验员，于数学上很有才华。父亲了解后非常关心他，多次指导他如何学习和研究，以后又介绍给北京大学，破格录取为研究生。
1962年父亲已近七十高龄，他又亲自接受了杨乐、张广厚同志作为自己的研究生。这是他一生中培养的最后两名学生，后来他们戏称自己为父亲的“关门弟子”。他并不因为要指导研究、要审阅别人的文章占去大量的时间而有所厌烦。相反，总是以极大的热忱和认真的态度去做这些工作。送来的文章总是仔细审阅、认真提出意见。为了帮助青年研究人员，他不仅在专业方面作指导，而且还关心他们外语水平的提高。他甚至亲自为他们讲授法语，使他们能用严格而精确的文字撰写数学论文。我时常听到他带着喜悦的心情对我们说起这些同志的进步。由于父亲对学生和青年的爱护、关心，师生的情谊是很深的。
不仅青年同志经常来看望，许多早年的学生如严济慈、华罗庚、赵忠尧、庄圻泰等先生更是逢年过节总来看望他。早年在清华大学数学系第一班的学生、“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学校到东北成为抗日联军的将领、解放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冯仲云同志，在父亲回国后也多次来看他，和他亲切交谈。1969年父亲去世，时值“文化大革命”高潮，这些老朋友几乎完全不能往来，但在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严济慈先生立即赶到家中沉痛吊唁。当他进到父亲的卧室见到父亲的遗容时，说了一声：“熊先生”就呜咽了。华罗庚先生到家时，父亲的遗体已送到八宝山火葬场了，他又急忙赶去到了停尸房，一张张床揭开盖面布找寻父亲遗体，求作最后的告别。父亲去世后，他们仍像过去一样，常常来看望母亲。关心和帮助解决母亲的各种生活上的困难。
父亲受到他的学生和同事们的尊敬，不仅是因为他关心青年、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材，也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热爱祖国，一生勤奋不已的学者。父亲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的一生，他到法国三次，共逗留了十八年。他看到法国科学教育的发达，想到的只是怎样把中国的科学、教育水平提高，也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在他年轻时赴法留学期间，他曾在家信中写道：“廑念祖国危亡，云南尤殆，要励志向学、勿浪掷分寸光阴，务以造就有用之学，回来报效祖国。”1949年当他第三次赴法并滞留法国时，他虽“拟再事研究”，“但工作只为个人生活，久留异国，殊觉无甚意义。”他时常思念祖国，写下了“沉疴未许赋归去，岂把杭州作汴州”的诗句。
1957年回国后，他对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曾兴奋地对我说过：“你们看，解放前没有多少大学有数学系，清华、北大数学系学生也才几十人，今天全国几十所大学都有数学系，单是北大的学生就几百人!”当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不顾年老身残、行动不便，仍积极参加会议、学习和视察活动。1962年9月首都科学界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集会祝贺他教学、科研四十年时，他为祖国科学事业的繁荣感到振奋。他说“年长者精神奕奕，壮年者精力充沛，有担重任之概，年少者亦昂昂若千里驹”， 自己“实有不知老之将至之感”。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当父亲听到广播消息时，情不自禁地在收音前拍起手来，在给友人杨武之先生(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的父亲)写下了：“东风毕竟压西风，原子弹声起亚东。保障和平自益寿，他年相见说丰功。”
作为一个数学家和教育家，父亲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与他的顽强意志和奋斗不息分不开。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地工作直到生命停息。记得云南师范大学数学家朱德祥教授曾说过：“我的老师并不聪明过人，但是毅力过人。
华罗庚先生也这样讲过：“他工作到老、工作到死，工作到最后一息。我今年七十三岁还能在理论、应用方面坚持工作，这都是他的榜样的作用。”父亲在年轻时留学法国，就曾患过肺结核，这在当时是极可怕的疾病。他以坚强的意志去和疾病斗争，用极大的耐心，韧性在瑞士山里利用阳光和新鲜空气悉心休养、治疗，终于战胜了疾病，取得理科硕士的学位学成回国。1921年回云南，不久去南京东南大学担任数学系教授兼主任。那时能担任高深课程的教授仅他一人，又没有教材。他一面讲课，一面改作业，一面又要编写多种讲义，后来患严重的痔疮，不能坐着工作、只好伏在床上写讲义、备课，继续坚持工作。终于劳累过度患了肋(胸)膜炎病倒了。
1932年，他已担任了十年教授和有了一个七口之家后。他总为自己忙于教学，没有机会把想到的一些重要问题研究解决而感到遗憾。这年他利用去瑞士苏黎士出席世界数学家会议(这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出席世界性数学会议)和在清华休假一年的机会，又请了一年假，在巴黎普汪加烈研究院潜心做数学研究。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数学论文：
《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他所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他于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后，仍回清华任教。1949年他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会后他想利用留在法国的机会，回到因行政工作而停辍了十二年的数学研究。不幸1951年他患脑溢血致半身不遂，右脚行动艰难，右手无法执笔，病稍好他即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终于可以艰难、缓慢但却工整而清晰地书写了。这时他不仅身体病残且经济上十分困难。身边虽有二哥照顾，但二哥自己尚在学习，公费有限，后来结婚，艺术家的生活也很不易。父亲幸得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基金一项，又得过去师友及学生资助。病体稍恢复后，他便在家里授私课补助生活，并且又开始了他的数学研究工作。不断地在法国科学院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论文(这是没有稿费的)。
1956年法国数学界推荐他参加了法国数学丛书的撰写工作。因此出版了《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这本书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称道。1957年父亲从巴黎回到了久别的祖国。当他看到解放后的祖国面貌焕然一新，他便不顾身残体弱以极大的兴奋投入到科研事业中。因他年迈行动不便，数学所让他在家中工作。他每天总是早饭后便开始伏案工作， 除去午睡和吃饭外，一直要到晚上睡觉才肯离开书桌。无论春、夏、秋、冬，平日或星期日总是如此。虽然父亲已是高龄，记忆力衰退，但他还开始学习俄文，并特意请了数学所一位留苏的同志帮助他纠正发音，经过他的努力，后来能借助字典阅读数学文献。因为右手不能活动，也不能压住纸，写作时必须用一块镇纸石压在稿纸上，才能用左手艰难缓慢地书写。有时稍有不慎，写好的文稿就被扯破了，只好重新再写。冬天右脚血液不畅，特别畏寒，右脚必须放在母亲特为他做的一个垫子上，仍然坚持不懈地工作。他并不因这些困难而对所写的文章稍有苟且，内容总是一再斟酌修改，笔迹总是工整而清晰。记得有时星期日我从工作单位回家，父亲叫我帮他誊写他的数学论文，常常是同一篇文章这个星期抄了一遍，下星期回来因为有修改又得再抄写一遍。一篇论文往往要修改三五遍以上，无论在内容上、文字上，甚至标点符号都觉得满意了才肯脱稿。记得他为罗马尼亚数学杂志所写的英文论文，为了确保文字的正确性，他亲自到住在对门的留美化学家蒋明谦先生家，请蒋先生审核后才寄出。对他自己十分精通的法语，似乎更为认真。当他为法国数学丛书撰稿完成后，他曾请了一位法国语言学家审核。结果只提出了一处用词可改用另一个词似更好的意见。由于他的勤奋工作，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发表了近三十篇论文。令人十分痛惜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已完成的最后三篇数学论文未能发表，并且在他逝世后，被当时数学所的有关人员“遗失”了。
从1957年回国到1969年逝世的十二年中，父亲正象他在数学研究所为他回国工作举行的欢迎会上所说的那样：“毅然应召返回，并诚恳表示我愿将我的一点心得献给下一代的同志，我愿在社会主义的光芒中尽瘁于祖国的学术建设事业”。
写于1992年“五.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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