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熊庆来用12年的时间，含辛茹苦地把云南大学办成了学科门类齐全、颇具规模的综合大学。云南大学被英国1946年《简明大不列颠词典》列为中国最著名的15所大学之一。
他一生中三度出国，获得过法国国家理科硕士、博士学位，取得了被国际数学界誉为“熊氏无穷级”的重要学术成果。他是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中国数学家。
这位数学泰斗在十年浩劫中，被“四人帮”残酷迫害，孤独、凄凉地离开了人世……。
留学八载：坚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
云南边疆红河州弥勒县有一个偏远闭塞的小乡村——息宰村。1893年农历九月十一日，熊庆来出生在这个当时只有八九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当年从这里到县城要走两天路，距法国人1910年修起来的滇越铁路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开远站，也还有一天崎岖不平的山路。而开远到昆明又要坐一天的火车。如果从息宰村走路到昆明，翻山越岭，要走六七天，路上还有土匪出没。
熊庆来的父亲熊国栋是农村中的一个读书人。清朝末年，他先后担任过云南巧家、赵州(今大理凤仪一带)的儒学署训导，并在1906年把13岁的儿子熊庆来带到赵州去接受外界新思想、新知识的熏陶，又在第二年把他带到昆明考入云南方言学堂。这种方言学堂相当于今天的初级外语学校，后来方言学堂改为云南高等学堂预科。
1909年，16岁的熊庆来从预科升入了高等学堂本科。就在他即将升入本科的这个假期里，父母催促他回到家乡完成人生道路上的一桩大事——成亲。而此前，熊庆来竟然一次也没有见过新娘姜菊缘是什么样子。新婚才半个月，他就告别了新娘，辞别了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启程到昆明读书去了。
动身前夜，慈祥的老祖母悄悄地把庆来叫到跟前，细声问道：“咋个就要忙着走了?咯是你们小夫妻感情不好啊?”
“不是，奶奶。菊缘蛮好的，我们俩也蛮好的。可是，读书要紧!”
“读书要紧!”——新婚仅半个月的16岁的熊庆来，就是怀着这样的志向，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匆匆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息宰村，又跋涉在400多里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向省城昆明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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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科学与实业的风气渐浓。1912年，云南当局根据形势的发展，为培养人才，建设云南，决定裁云南高等学堂，设学习期限为两年的英法文专修科，并从原高等学堂学生中考试选拔了37人编入英法文专修科学习，以备送往欧美留学，造就专门人才。
熊庆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英法文专修科，编在共有16人的法文班。英文班有21人。中途有退学或转学的，到1913年毕业时，37名学生只剩下20多人。
此时，民国初建，以蔡锷为首的军政当局尤为注重培育人才。1913年，云南教育司主持留学考试，选拔学生到欧美留学。全省几百人应考，经过严格的考试后选取13人，熊庆来名列第三。13人中，任嗣达、卢锡荣、杨克嵘、周恕、缪云台、范师武6人赴美国，学习政治、工业、农业各科，李汝哲、姜荣章、窦志鸿、秦教中、柳希权5人赴法国，学习法政、兵工；熊庆来、杨维浚2人赴比利时，学习矿业。考取赴欧美留学的这13人全是英法文专修科的学生。
熊庆来这批留学生，是云南历史上送往欧美留学的第二批。第一批是宣统年间选送赴比利时留学的张邦翰、柳灿坤、杨宝堃3人。
多年后，熊庆来写自传回忆起当年出国留学时的情况，仍记忆深刻：“其时民国建造伊始，当政者似莫不有励精图治之心，培育人才尤加注意，当余与同学出滇时，省长罗佩金氏训话殷恳至三四小时之久。”
熊庆来和当时出国留学的这批同学，心情激动异常，想到桑梓的栽培之恩、地方军政首长的殷切期望、家乡令人痛心的落后现实，深感肩上责任重大。熊庆来立定志向：出国后一定要刻苦攻读，学好本领，掌握科学技术，用科学来救国，以报效桑梓，改变云南和中国的落后面貌!
1913年的秋天，20岁的熊庆来和另外6个同学一道，踏上了远赴欧洲的40天的行程。他们先乘滇越铁路的小火车到了越南的海防，再由海防乘法国邮轮经新加坡，渡印度洋，经过了酷热的红海，穿过了狭长的苏伊士运河，渡过了地中海，最后到达地中海沿岸的法国名港——马赛。同船的7个同学中，李汝哲、姜荣章、窦志鸿、秦教中、柳希权5人是留在法国的，熊庆来和杨维浚2人的目的地是与法国北部接壤的比利时。他们2人在马赛没有停留，又匆匆乘上火车，穿越法国腹地，向北驶去。
火车经过里昂和巴黎时，他们都没有下车逗留，只想尽快赶到目的地——比利时的黎野日城，准备投考黎野日大学。
到黎野日后，刚安顿好住处。他俩就马上开始抓紧补习法文——现在要用法文考试进入大学，要在大学里听懂法语讲课，他们原有的那点法文底子显然是不够用的。这一点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第二年秋天，他们正式报考黎野日大学，选择的专业是矿科——这正是他俩赴比利时留学的初衷。
然而，正当他们报考大学的时候——1914年8月，席卷欧、亚、非三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8月4日，德军右翼部队首先发动了突然袭击，侵入了中立的比利时。而且，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就在熊庆来和杨维浚坐进考场的这一时刻，德国军队侵入了黎野日城。于是，考试还没有终场，熊庆来他俩和其他考生们一道，只得赶快撤离考场，终止了考试。
8月21日，整个比利时陷落了。熊庆来和杨维浚便决定转赴法国求学。
经过一番选择考虑，熊庆来和杨维浚在巴黎先进入了圣路易中学算学专修班，预备学习一段时间后，投考巴黎高等矿业学校——他们原先立下的学习矿业回到矿产丰富的云南兴建实业的志向，至今仍然坚定不移。
可是，令人沮丧的是，很快就传来了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因战时总动员而关闭的消息，并且一时半刻不能重新开学。怎么办呢?总不能因此辍学而回国——于是，这事成了熊庆来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就因为这个偶然因素带来的挫折，使他攻读矿业的计划成了泡影，注定了他日后没有能成为一名矿业工程师，而走上了成为一名数学家的道路。
多少年之后，他跟子女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几次说道：“我学数学是相当偶然的。”
当听到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关闭的消息时，杨维浚便决定改学化学了。而熊庆来呢，此时尚无一个明确的专业更改的方向。他暂定先进格洛诺布大学(grenoble)的电工学院试读一段时间。好在可以试读，两个月后，熊庆来对电工学院的课程果然不满意。他又回到了圣路易中学算学专修班学习，然后又到格洛诺布大学的理科旁听。熊庆来一心扑在学业上，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他在给父母亲的家信中这样写道：“酒店、戏院、舞厅，男不喜入。光阴易逝，努力读书为要。”
在此期间，按云南省公费留学规定，每月由云南教育司按时汇给留学生生活费，但因国内政局战乱较频，军阀纷争，以致影响到留学生有时不能按时收到汇款。面临断炊的困境，熊庆来不得不节衣缩食。但是，即使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时时牢记国内师长“务以造就有用之学，回来报效祖国”的教导，刻苦求学，丝毫不敢怠惰，顽强进取。置身异邦，收到家信便是他最愉快的事。家信中夹有妻子的信，虽然不长，但字迹清晰，而且每信有进步，这给他以很大的安慰。
1916年夏，熊庆来在格洛诺布大学考得了高等算学证书。暑假后，他又转入巴黎大学学习。
从1913年至1920年的7年间，熊庆来先后就读过法国的格洛诺布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大学、马赛大学4所大学，考得高等算学、高等微积分学、理论力学、理论天文学、高等物理5个学历证书，获得了法国理科硕士学位。
留学八载，除了取得专业学习上的这些成绩之外，熊庆来更重要的收获，是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更坚定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与信念。
20世纪初的法国，正是科学迅速发展的时期。1912年，法国的大数学家普旺卡烈刚逝世，拯救了法国酿酒业和养蚕业，给国家带来繁荣的著名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巴斯德逝世也还不到20年。但他们的声望与精神都在法国全体人民中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居里夫妇也是刚于二三年前发现了镭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个伟大成就和居里夫妇的科学精神正激荡和鼓舞着法国人民的心。置身于正为巴斯德、普旺卡烈、居里夫妇的卓越成就和科学精神所激荡的国度里，耳濡目染，熊庆来无时不受到强烈的熏陶和感染。在这些科学成就的背后有着一种深厚的人文主义的背景，熊庆来深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和熏陶执著地深入到他的心里——甚至可以说，深入到了他的骨髓和血液之中。
在熊庆来以后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多少次地对子女们、对亲友、对同事、对学生讲过巴斯德，讲过居里夫妇，讲过普旺卡烈。熊庆来不但以巴斯德为自己效学的典范，也都希望子女们、学生们以至同仁、国人都向巴斯德学习，用科学来拯救自己的祖国，建设自己的祖国。
筚路蓝缕：创办东南大学数学系
1920年10月末，熊庆来应家乡的召唤，离开法国回到云南参加创办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前身)。熊庆来走在阔别了8年的昆明街头，踩着熟悉的石块路，看着两旁的店铺，心中涌起一种激动之情。想到自己就要在这个社会里开始工作，改变这贫穷落后的面貌；想到即将要在这西南边陲建起一座培养边疆人才的大学，而自己就要投身到这“百年树人”的事业之中，熊庆来很兴奋。对于熊庆来来说，“为桑梓服务”的召唤简直就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正是出于他对乡土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热爱，促使他从法国风尘仆仆地赶回来。
可是，此时云南却发生了一场军人争权，执政者唐继尧被龙云等几个镇守使赶下了台，唐继尧主张的办东陆大学之事只得搁浅了。于是，熊庆来返回家乡为本省创办大学效力的热望落空了。
正当他感到无用武之地的时候，他意外地收到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寄来的一份聘书，聘他去担任东南大学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随信寄来的还有何鲁希望他到东南大学执教的一封信。
何鲁是熊庆来留学法国时的同学，他于1919年回国后到南京高等师范任教，第二年东南大学成立又转到了东南大学。现生他又要转到法国人在上海租界内用庚子暗款办的一个中法通商惠工学校去执教。
何鲁要离开东南大学，东南大学算学系就难以撑持了。当时在中国，像何鲁、熊庆来这样能搞高深数学的人实在是少到出奇!于是，何鲁向东南大学校长推荐了熊庆来。何鲁在寄给熊庆来的信中说，东南大学是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校长郭秉文先生器重人才，求贤若渴。
看着何鲁这封诚恳的信，熊庆来决定去东南大学，为国家的数学事业尽力培养一批人才!
1921年11月，一个初冬的早晨，熊庆来携妻儿来到了虎踞龙盘的石头城——南京。尽管风尘仆仆，熊庆来却不怎么感到累。他很兴奋，看着金陵这块土地——自己日后的用武之地，他心底涌起了一股热流。
东南大学初办，师资甚缺，算学系更缺师资。何鲁一走，算学系能教高深数学的就没有了。当时算学系师资的阵容非常可怜。专任教授仅有熊庆来一人，另有一名兼任教授和一名助教。而这位兼任教授又不能教高深的数学，故所有高深的数学课程都压到了熊庆来身上。而且，还没有现成的讲义和教材可用，一切都得自己动手，白手起家。此外，还需要他同时在南京高等师范兼任教授。
这一年，熊庆来才28岁。一个国立大学算学系的担子交到了熊庆来的肩上，他知道这副担子的分量，更体味到其中的责任和光荣。熊庆来决定抓住这个良机。
于是，他全身心地夜以继日地投入到这项艰苦而光荣的创业工作中。既没有教材，更没有办学经验，熊庆来要同时教授好几门高深课程，又要多方规划建系工作，还要自编好多门课的讲义和教程，其困难和繁忙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的时间几乎都是和学生在教室里一起度过的。要讲课，要改学生习题，还要辅导助教，详细解答他们的各种疑难问题。晚上，要备课。夜深了，在人们都已入梦之后，还要抓紧时间写讲义，写教程。夜深人静，一盏昏黄色的孤灯，一摞稿纸，一杆笔，熊庆来又开始了不倦地耕耘。
近代数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国内刚开始创办算学系的高等学校，就只有那么很少几所，而且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哪一所学校也没有现成的讲义和教材，大家还都在摸索。为了使近代数学移植到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扎下根来，发芽、开花、结果，熊庆来决心独自跋涉，借鉴在法国留学时学过的一些西方教材，编写出适合目前需要的中国自己的数学讲义。他上课以外的时间便几乎全部用到了编写讲义上了。
繁重的授课任务和艰辛的编写讲义工作，使他的身体超过了负荷。他本来就较为孱弱的而且在法国患过肺病的身体，在超负荷的情况下，渐渐难以承受了。一年之后，他开始吐血，常常一阵阵地捂着胸口咳嗽，胸部总会有一种闷疼的感觉。他知道这是过度疲劳的缘故。
不幸的是，痔疮同时也犯了。而且越来越重。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能坐在椅子上。只要一坐上去，立即会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甚至平躺在床上都让人难以忍受，睡觉只能侧卧或俯卧。
可是，学生上课还等着他编的讲义用!别人又无法代替他编写。怎么办呢?熊庆来顽强地伏在床上坚持编写。尽管写得很艰难，他仍不停笔地写。有时，他疼得汗珠一颗颗地往下掉，妻子在旁边看着心疼地劝他说：“算了，别写了，好好休息休息吧!过些时候病好些了再写吧……”
“不行。怎能不写呢?不写怎么办呢?谁来写啊?学生等着要用的。”熊庆来坚持说道。
“可是，你身体这样，受不了哇!”
“不，我能受得了。我还能挺得住，你放心吧!”他劝慰妻子。
妻子很了解他的脾气，知道劝不住他，只好坐在旁边一夜一夜地陪着他熬夜。妻子边织毛衣、做针线，边看着被疾病折磨却还在顽强写作的丈夫，心中真不是滋味。
熊庆来不知疲倦地编写讲义，也不知疲倦地讲课和批改练习题。他认为学数学不演习题是不行的。那时的学生都非常努力，每人交上来的练习都往往是一大本。他每本都仔细审阅、批改。当时有一名助教，不但不能帮改练习，反而自己还做些练习请熊庆来改。
就是这样含辛茹苦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在东南大学的五年间，熊庆来先后编写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论》、《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动学》、《偏微分方程》等十多种讲义，为当时的算学系学生提供了学习的教材，让他们从中把握世界近代数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这里把他们领进了世界数学殿堂的大门。这些学生中有相当一些优秀者登堂入室之后，日后多有造诣，成就良多，成为中国数学界与物理界的栋梁，如严济慈、胡坤升、蒋士彰、余介石、赵忠尧、周雪欧、唐培经、周绍廉、陈传璋等。
其中，尤以严济慈与熊庆来之间的师生情义最为深厚。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彼此肝胆相照，竭诚相见，由师生情进而发展为手足情。从1921年开始，直到1969年熊庆来逝世，严济慈始终是熊庆来最信任的学生和挚友。
熊庆来任系主任的第二年，学校添聘了段子燮到算学系任教。段子燮到任后与熊庆来一道，尽量为学生多开设课程，挑起教学的重担。 、
在他们两人的努力撑持下，东南大学算学系的课程设置显示了较强的阵容。在“1923年国立东南大学一览”(1923年4月)中所记载的“算学系课程详表”里，开设的课1926年东南大学师生欢送熊庆来(右四)赴清华大学执教程已有如下23门：1．数学补遗；2．球三角；3．大代数甲、乙；4．解析几何
甲、乙；5．图解几何；6．近代几何；7．初等天文；8．微积分甲、乙；9．微分方程；10．解析几何
深论；11．方程论；12．几率；
13．高等分析；14．分析、椭圆函数；15．数论；16．高等几何；17．微分方程详论；18．动学，19．分析机械；20．天体机械；21．数理的物理；22．例外学程；23．数学史。此外，还有一门临时酌定的研究课。
熊庆来日见消瘦，但他忙得很充实，很乐观。这大概就是一个人在抱负得以施展，报国的感情得以寄托时的那种欣慰和愉悦的情绪。他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在耕耘，在拓荒，在为中国科学做着奠基的工作。
1925年秋季，学校内因校长人选问题出现了人事纷争，熊庆来又不愿卷入，为此颇感苦恼。正在此时，设在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要成立数理化系，前来聘请熊庆来去担任系主任。熊庆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聘请，很快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带上他的助教周雪鸥离开南京，经北平转赴西安，担任了西北大学数理化系的系主任。短短几个月中，他含辛茹苦做了不少工作，为这个系的初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西北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开始放寒假。熊庆来与周雪鸥返回南京过春节。就在他们刚离开西安两天，西安城就被打内战的军阀部队包围了。而且一围就是3个月，城里的粮食都吃完了，有的地方甚至严重到连老鼠都逮了去吃，全城一片凄惨景象。熊庆来真是幸运，只要再晚两天，就走不出西安了。到了南京后又不断有西安动乱形势的种种恶劣情况传来，看来是不能再回西安去了。于是，熊庆来继续留在东南大学任了一个学期的讲席，直到1926年的夏天。
熊庆来在东南大学的这几年间，是中国的近代数学刚开始萌芽的时期。可以说，中国数学还处于一种很落后的状态。此时的中国数学界是相当贫弱的。政府对于发展科学没有多少支持和鼓励，数学上的研究成果真如凤毛瞵角，最早在外国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文章的不过只有姜立夫、胡明复等先生的寥寥数篇而已，而国内连可发表数学研究文章的杂志都没有。中国人以数学为主科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只有胡明复、姜立夫两位。
国内几所设有算学系的大学，此时都在做着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工作，偏重于基础的培养，介绍和传授西方的近代数学的理论。熊庆来和当时北京大学的冯祖苟、南开大学的姜立夫、武汉大学的陈建功、上海的何鲁、清华大学的郑桐荪、东南大学的胡明复、段子燮等人，作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者，的确可说是筚路蓝缕，艰苦创业。
他们内心中接受了“五四精神”，在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指引下，默默地在中国近代科学的处女地上耕耘着。没有大声疾呼的号召，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誓，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悲壮，他们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地做着传播科学、培养青年的工作。他们一锹一铲、一砖一石地为中国近代数学实实在在地奠下了坚固的基石。
呕心沥血：把清华数学系建成学术中心
1926年秋，熊庆来应聘到北平参加创办清华大学算学系。清华大学是由原来的清华学校改办的，于1925年成立大学部，此时正需招贤任能、广罗人才。学校有关方面素闻熊庆来在东南大学主持算学系的出色成绩，亦深知他在数学方面的造诣，遂在叶企孙先生的建议下，诚聘他到清华做专任教授，讲授高深课程。清华采取学系制度，以系为单位，最初没有设院。算学系是1925年大学成立时由郑桐荪开始筹备的，第二年熊庆来到职之后参与筹备，并开始开设高深课程。当时，清华旧制班还未结束，熊庆来还教过两班旧制生的课。曾远荣、赵访熊、林家翘都是旧制班上的学生。他们几位后来的学术造诣都很高，各有一番成就。
1927年，算学系正式成立。由郑桐荪任系主任，熊庆来负责搞建系规划，并担任大部分课程。当时算学系师资缺乏，除郑桐荪外，还有潘文焕、罗邦杰两位兼任讲师和一名助教胡坤升，但他们都不能开高等数学方面的课程。这方面的课程——“近世几何初步”、“微积分”、“微分方程”、“方程式论”、“高等几何”、“近世代数”、“高等分析”、“分析函数及椭圆函数”、“微分方程式论”、“微分几何”等，几乎全部由熊庆来讲授。此外，熊庆来还要开“理论力学”等课程。
担任过东南大学四五年教授和系主任的熊庆来，此时已富有相当的教学经验和系务管理经验。他以精湛的学识和优良的学风，很快就赢得了全系师生一致的尊重。
他把东南大学一些较好的办法和经验运用在清华的教学中。他注重必修课。必修课的科目不多，但内容充实，水平比较高，已经与法国、德国的水平差不多，比美国的水平还高一些一四年级已相当于美国研究生的一年级。这些必修课程，“务使学生于学理能透彻了解，于工具能熟练掌握。”
熊庆来在法国留学时，知道法国对演题是很注重、很认真的。他在东南大学执教的时候，也用了这种认真演题的精神要求学生。当年严济慈、胡坤升、唐培经等人都受过这种严格的训练，后来出国留学一二年后就能考取博士。现在，熊庆来又把法国这种认真演题的精神搬到了清华，训练学生大量地认真地演题，提高他们的运算能力。并且出的习题注重一些有启发性的题目，一个题要经过很多的思考才能做出来，启发学生开拓思路。素质较高的清华学生经过这种扎实的训练之后，基础打得很牢靠，思路也开阔、灵活。
对待讲课，熊庆来非常认真，不遗余力地给学生传授知识。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有这么个印象：“熊先生讲课认真极了，真是巴不得想把自己的知识全部教给学生。”田方增在多少年之后还记忆犹新地说：“熊先生上课总是拖堂，有时候甚至一拖就是一小时。他的课又总是排在上午第四节。于是同学们上课前会互相提醒说：(早上)要多吃点东西，不然要挨饿。”段学复也这样说：“熊先生讲课从容不迫，严谨细致。虽然已经是55年以前的事了，但是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是在清华科学馆的一间小教室上课，时间是星期一、三、五上午11时至11时50分。但熊先生每次都一口气讲到12时50分。课后同学几人到校门外小饭铺吃饭。”
1927年的秋天，南京的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算学系有所发展，但缺教授。于是借聘熊庆来回南京教一学期的课，以解燃眉之急。熊庆来慨然应允，风尘仆仆地重返金陵，为第四中山大学服务了一个学期。
从1928年起，学校又聘熊庆来接替郑桐荪担任算学系的系主任，一大堆系务之事又得操心了。他在考虑如何增聘教师，考虑如何提高学生的钻研能力，考虑如何把算学系建成研究中心，考虑如何设定课程，考虑如何添置图书资料。他还要编写讲义，还要亲自批改学生的练习本……。
而且，他改练习本改得那么认真，那么细心。学生们心中都极为诚服。在课堂上发练习本时，熊庆来亲自走到学生面前一本一本地分发，同时还要摊开给学生指出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差，不对在哪里，以后要注意什么问题……做得好的同学都能看到自己的练习本上，熊先生用他凝重的字体红笔批写的评语——“善”。这个“善”字成了同学们暗暗地奋力追求的目标。
吃过晚饭，熊庆来散步之后，就一个人到工字厅算学系的办公室去看书备课写讲义，一直搞到夜晚11时多才回家休息。几乎天天如此，从不间断。有时，工字厅的其他房间的灯都已熄了，只有算学系的灯还亮着。
短短几年中，熊庆来抓紧点滴时间，编写了五六种讲义、教材，对学生的帮助很大，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很有促进。其中，有一本《高等算学分析》使用了几学期后，效果很好，学生的反映不错，受到同行专家的较高评价。认为水平很高，内容丰富，逻辑严密，发扬了法国数学的特长(在分析方面，法国当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又适合中国学生的程度与需要。遂被商务印书馆收入第一批《大学丛书》，于1933年正式出版，成为全国大学算学系必用的教材。这是国内第一部高等微积分教材，它与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陈帧的《普通生物学》等一起，被公认为是当时国内理科方面高水平的中文教科书。
熊庆来初到清华时，算学系只有他和郑桐荪两位教授。熊庆来任算学系主任后，增聘了原在东南大学算学系的孙光远担任教授。1929年秋，熊庆来又聘请了工于代数的杨武之担任算学系教授。后又陆续聘了周鸿经、唐培经担任教员。
杨武之是1923年到美国留学的。5年之后，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于1928年归国，到厦门大学任教。一年之后，就被爱才识才的熊庆来聘到了清华。到清华后，杨武之家也住在西院，离熊庆来家很近。而且，很巧，杨武之的大儿子杨振宁与熊家的秉明同岁，也是1922年生的。很快地振宁和秉明就成了好伙伴。他们一块儿玩耍，一块儿念书。念小学时，他们两人的学习成绩都很好，班上总是他俩轮流考第一。随着父辈友谊的不断加深，孩子们的友情也不断加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并且，熊、杨两家这种两代人的友情日后历经半个多世纪，一直延续了下来。振宁和秉明在清华园里这段宁静快乐的童年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温馨的回忆。
1930年秋，清华算学系在上一年聘请了杨武之担任教授之后，又招收了一位研究生——多年之后成为国际数学大师的陈省身。
陈省身1926年至1930年在南开大学算学系攻读。就在陈省身毕业的1930年，因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出国，熊庆来代理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他决定在算学系设立算学研究部，招考研究生，并规定研究生毕业后成绩优秀者可派送留学。陈省身和好友吴大任都考取了清华的研究生，可是后来吴大任因为家庭的缘故，改就于广州中山大学当助教。清华算学系因为只有陈省身一个研究生，决定延办研究部，改聘陈省身为助教。
陈省身做了一年的助教后，研究部开办了，他又开始做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当时他是这样看清华的地位的——“1930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时，目睹中国科学的巨大进步，许多在国外研究科学的学子学成归来。北平的清华大学处于发展中心”，“一片兴旺景象”。
这种兴旺景象的形成，离不开熊庆来那满腔赤诚的含辛茹苦的努力。他大事小事都操心过问，甚至在添置图书方面，他都亲自购置。由于熊庆来在聘请教师、合理设置课程、钻研教学规律、提倡学术研究、注意添置图书等方面的不懈努力，进入30年代第一春后，以培养高级人才为目的的清华算学系已初具规模，显示出得力的阵容。
创业艰辛，呕心沥血，在熊庆来和同仁们的奋发努力下，清华大学算学系成为培养中国近代数学人才的摇篮。
怀着进一步发展中国数学的热望，带着缩小与世界数学水平的差距的追求，1931年的暑期，熊庆来与姜立夫、冯祖苟、何鲁、胡明复、江泽涵、陈建功、苏步青、段子燮等几位寥若晨星的中国近代数学的拓荒者，聚首杭州西湖，举行了中国第一次数学名词审定会。他们雇了一条小游船，在那风光绮丽的西湖湖面上，边泛舟边讨论。某些数学术语用什么译名为好?哪些译名需要统一?哪些名词不准确，需加以改动?哪些概念的阐述不够严密，需斟酌?……其中，甚至一些最基本的译名如“函数”、“积分”、“微分”等等，都经过再三推敲，反复切磋……
西子湖上，微波荡漾，小小一叶扁舟就轻松地容载了中国近代数学的第一代数学 清华大学二校门家们。尽管当时中国的数学与世界数学发展的水平差距甚远，但是，这些中国近代数学的拓荒者们，满心巴望着中华儿女登上世界数学的群山之巅，翘首企望着炎黄子孙复兴中国作为“数学大国”的历史地位。他们为此竭尽自己的全力，他们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就从这西湖泛舟起步，中国的“数学之船”，扬起了风帆，披风斩浪，向着世界近代数学的深海驶去……
1931年，在助教陈省身之后，爱才的熊庆来破格让清华算学系又进了一位连“助教”都不够格的人——有数学天分、但仅有初中学历、连数学的许多基本课程也没有读过的华罗庚。为让华罗庚能深造提高，熊庆来设法专门为他在算学系图书室增设了一个职位——“助理员”，将他聘为系图书助理员。这在非常讲究资历的清华大学是颇不容易的。
实际上，华罗庚的工作量并不大——这正是熊庆来的美意之所在：让华罗庚有个工作的名分，但自己有较多的时间利用清华藏书多、教授好的优越条件，去读书、听课、思考、钻研。于是，华罗庚如鱼得水，能自由地利用系图书室和学校图书馆的大量图书资料，能及时地向教授们请教。
熊庆来想尽办法给华罗庚创造学习的条件，并亲自指导他的自学。在熊庆来精心培养下，华罗庚进清华不到半年，就可以同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坐在一起听课了。当时，杨武之开了一门《群论》课，华罗庚与陈省身、柯召等研究生一起听杨武之先生授课，有了很大提高。
进清华一年多后，在熊庆来和杨武之的努力争取下，华罗庚被破格改聘为助教。从职员系列跨进教员系列，又打破了清华一个相传多年的传统。
1934年，华罗庚已成为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他由清华派往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边进修，边从事数学研究。在英两年期间，他在数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成为了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家。
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发现“熊氏无穷级”
多年来，熊庆来深感中国近代数学研究很落后，始终有志于在学术研究上开辟出一条适当的途径，争取在研究中有所突破，为改变国家数学落后的现状尽绵薄之力。所以，尽管他在几所大学已服务多年，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编写了十多种讲义及教材，而且已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但在他心中，始终为在学术上“未能打开一条适当的研究途径，深以为憾”。他平时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在教学和系务及院务工作上了，他总感到自己对科学研究、对数学事业的贡献太少。这一点，近乎要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熊庆来始终盼望着能有一段充裕的时间和一个合适的环境，专心致志地集中全力做些研究工作。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32年7月9日，熊庆来启程离开北京，赴瑞士苏黎世出席由国际数学会在这里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在此之前，在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代表行列里，还从来没有中国人。现在，熊庆来作为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中国代表，作为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数学家，将步入世界数学的最高殿堂。(这次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中国代表共有3人——熊庆来、许国保和李达)。
而且，熊庆来这一次去法国，还打算开完国际数学家大会之后，继续在法国停留两年进行研究工作。这两年中，一年是清华规定的5年可休一年的学术例假，有薪水；一年则是自己请假，没有薪水。
8月初，熊庆来再次来到了法国的港口城市——马赛。
这一次，熊庆来是二入法兰西了。在熊庆来的5个孩子中，他似乎对次子秉明有所偏爱。这次到法国，他把10岁的秉明也带来了。熊庆来从第一次到国外留学时得出一个经验，认为小孩子的语言能力强，学语言很快，到了国外的环境中，学习外国语言尤其快。加之，他想到妻子一人在国内带5个孩子不容易，想为妻子分担一点责任。再说，自己只身一人到国外生活两年，能有个孩子在身边，在研究工作之余，也可享受一点天伦之乐。于是，基于上述几种考虑，熊庆来这一次把秉明带到了法国。
可是，由于会期在即，熊庆来在马赛不能多加逗留，匆匆忙忙地带着秉明逛了一天马赛，就赶赴瑞士去了。
瑞士这个国家很美丽，湖泊很多，城市整洁。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也是瑞士的代表，美极了，干净极了。城市大部分建筑在半山上，山脚下面是湖。城里挂满了灯火，一到晚上，湖水辉映，灯光闪烁，很美，很迷人!小秉明对这一切喜欢极了，什么都觉得挺新鲜，挺有趣。苏黎世给小秉明留下了一个美好的难忘的印象。
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国际数学界四年一度的盛会。各国的知名数学家济济一堂，作学术报告，交流数学研究的成果。中国数学家是第一次出席如此盛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在这里也看到日本、印度和许多弱小国家的代表，他们也都有一定学术成就。熊庆来更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大，心中暗下决心：中国的数学家一定要努力迎头赶上!
会议一结束，熊庆来未在瑞士逗留，马上带着儿子秉明到了巴黎。
巴黎，对于10岁的秉明来说，是那样新奇那样美丽。可是，对于熊庆来说，却一点也不陌生。那缓缓流过市区的塞纳河，那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撩起了他温馨的回忆——他曾在这里刻苦攻读，度过了青年时代。他那“以巴斯德为榜样，科学救国”的理想，便是在这里铸就的。离开这曾经给予了他科学灵魂的美丽土地之后的11年间，他不遗余力苦苦追求的，就是如何用自己的心血去浇灌中国的近代数学之花，如何竭尽全力去教育学生，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让他们共同来推动祖国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早日把落后的祖国建设成为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强国。
而今，11年过去了，自己为了更高的追求又来到了塞纳河畔，来到了凯旋门前……
熊庆来在宁静的卢森堡公园附近租了间房子，把儿子秉明送进附近的浮扬亭小学上学。那小学颇有点名气，雨果幼年住过，巴斯德在那里上过学。安顿好之后，熊庆来马上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每天中午，父子俩到一家中国餐馆吃简单的包饭；晚饭呢，自己动手做。这样，既可以换一换脑子，还可以按自家的口味调一调味。让孩子学着动动手，对孩子也是个锻炼。每晚，熊庆来都睡得很晚，在灯下不停地演算、思考。
在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函数论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分为有穷级函数和无穷级函数两大方面。在有穷级函数的研究中，法国著名数学家波莱尔，曾对有穷级整函数的值分布这个中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使得这一方面的研究臻于完善，获得了完美的定理；但是关于无穷级整函数的研究方面，虽然有德国数学家布鲁门达尔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他的理论结果的精密性，还难与波莱尔关于有穷级整函数的理论相媲美。如何在无穷级整函数方面，研究出能与波莱尔关于有穷级整函数理论相媲美的结果，是熊庆来此次赴法进行研究工作的主要目标。
每天，在庞加莱学院的图书馆里，他分析前人曾经做过的工作，他大量地演算、验证．寻找前人未曾涉及的途径。他冥思苦想，伏案运算。一条条途径时隐时现，一个个方案摆出又推翻，一个个设想在脑中大胆地出现，一次次演算在笔下反复地进行……慢慢地，熊庆来感到自己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心中踏实了：自己找到了在无穷级整函数领域中的正确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成功已在望，再坚持继续搞下去，一定能取得成功!
记不清又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又用掉了多少张演算稿纸，熊庆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的研究终于有了很明确的结果。他把这个结果的一部分写成三篇学术论文，先后发表在法国学术院的《每周报告》杂志上。
熊庆来又把他研究成果的另外一大部分撰写为一篇颇有分量的长篇论文，投送到由维腊教授主编的《算学杂志》，很快就发表了。维腊教授对这个研究成果颇为赞赏。维腊教授曾是熊庆来第一次到巴黎留学时的老师，知道熊庆来当时只取得硕士学位，还没来得及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就因家乡云南要创办大学而返回祖国去为桑梓效力去了。现在，看到自己的中国学生重返法兰西潜心研究，维腊教授心中很为熊庆来高兴，并要熊庆来把这篇论文提出来作博士论文，申请博士学位。
维腊老师的这番美意，使熊庆来既感动又感激。于是，熊庆来遵老师之嘱，将这篇论文作为博士论文，呈交巴黎大学申请博士学位。论文呈交不久，很快就被以波莱尔教授为主评委的评审机构顺利通过了。巴黎大学正式授予熊庆来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此时是1934年6月，熊庆来40岁。
熊庆来的这篇博士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很有独到见解，尽管他后来谦虚地称之“自问所获实甚有限，不过得稍窥算学上之新境域可引后进者从事探求耳”，可是，法国数学界和国际数学界却对他这篇论文所揭示的研究成果予以了颇高的评价。熊庆来在这篇论文中所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又称“熊氏定理”。
“熊氏无穷级”对后来我国和其他国家函数论的研究方面都产生了颇有分量的影响。像“熊氏无穷级”这样被国际上以中国科学家个人的姓氏来命名的重要学术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实属凤毛麟角，即使在80年后的今天也不多。熊庆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刻苦努力，为中国人在世界科学史册上争得了光荣的一席之地。
1934年7月，熊庆来带着秉明离开法兰西，返回祖国。这次，他们走陆路，坐火车沿西伯利亚铁道往东驶去。
载着“熊氏无穷级”和“法国国家理科博士”的荣誉与鞭策归来的熊庆来，深邃的目光凝望着车窗外那空旷的远方，久久地沉思着。
12岁的小秉明依偎在父亲身旁，他心中在想着将要重逢的妈妈、哥哥、妹妹和弟弟，在想着可爱的清华园，在想着杨振宁这些亲密的小伙伴。此时，他还不可能想到父亲正在思索什么，还不可能明白父亲那“任重而道远”的胸怀。
熊庆来重返清华园之后，又把清华算学系的发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时时不忘的是如何将算学系建成一个在国内数学界有影响的学术中心，培养中国更多的优秀人才。1935年7月，熊庆来出席了在上海成立的自己共同参与发起的中国数学会。中国数学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数学界人士联合起来积极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使中国数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6年，为了给数学研究开辟一块发表学术论文、探讨问题的园地，熊庆来和另外几位数学界同仁一道倡议，创办了中国数学会会刊。熊庆来担任了6位编委之一。中国数学会会刊是我国的第一个数学学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学学报》的前身。
这个会刊非常注重学术质量，成为当时数学界人士所瞩目的一块重要学术阵地。一些数学界的后起之秀在这块园地上发表了有独特见地的研究成果，逐渐地成长起来。会刊同时还注意介绍国外数学研究的动态、发展，提供国际数学研究的信息；并报道中国数学会的有关活动情况，成为联系会员的重要纽带。
为了加强东西方的科学交流，帮助国内数学界特别是清华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开拓视野，推动国内的数学研究和教学，发展中国的数学事业，熊庆来在梅贻琦、叶企孙的支持下，特别延聘法国数学大师哈达玛先生和美国著名数学家温纳先生来清华讲学。
哈达玛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来华讲学的第一位法国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的莅临，成为当时轰动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北京几家报纸都分别发了消息，向国人报道了科教界中外交流的这一盛事。
哈达玛先生和温纳先生来清华讲学的意义深远，对于开拓中国数学界的视野、帮助学生和青年助教走出国门、拜于世界名师门下深造，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清华算学系这一阶段培养的学生，从数量和质量看，都是很可观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这样肯定地说：“我认为30年代中国数学界成绩最大的是清华数学系和浙江大学数学系。”
熊庆来自己在1962年回顾到这一阶段的教学科研时，也不无自豪地说道：“当时如胡坤升、周鸿经、唐培经都考取了留洋，得了博士，庄圻泰得了巴黎大学的国家博士，许宝骕是英国博士，段学复也是我指导的，曾新铄也是博士，柯召也是博士，吴新谋、郑曾同、田方增等都留了学。国外提到清华都知道。”
熊庆来于1957年由法国返回祖国的时候，在欢迎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提到“那时可注意的是优秀的同学不少……在清华有庄圻泰、许宝骕、段学复、曾鼎和、徐贤修、柯召、施祥林、郑曾同、田方增、朱德祥、杨宗磐先生等”。他接着谦逊地说：“平生引以为幸者，每得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因之我的教学工作颇受鼓舞。”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清华算学系在熊庆来的引领和踏踏实实地卓有成效地努力下，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学术中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诚如陈省身精辟指出的：“迪师(注：熊庆来字迪之)为人平易，同他接触如沐春风。他在清华一段时期，不动声色，使清华数学系成为中国数学史上光荣的一章。”
《传记文学》 2007年第5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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