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国载人航天应用系统总指挥。中科院空间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空间学会、中国空间法学会副理事长。现任中科院空间总体部顾问。先后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对撞机、载人航天）。
五星红旗迊风飘扬电视剧现后的感慨
张厚英
2011年02月28日
最近中央一台播放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迊风飘扬”，有些镜头情使我潸然泪下，为什么呢？因为其中许多科学家是我熟悉的，有的还是我的领导。因为我曾径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的学术秘书和兼任过中国科学院第一、第二技术科学部的办公室主任。也兼过核物理处和物理处处长，所以和他们都有过较秘切的接触，他们中间虽有许多人已离去，但他们的音言笑貌似乎就在眼前。有人看过电视剧跟我说，演员并不貌似，但科学家们的真实的动人形象和事迹，貌似如否，巳不那么重要了。
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是杨振宁博士的执友，同时在美国留学。杨对邓的学术能力和水平非常推崇，72年还在文革动乱期间第一次回国访问，第一个提出要见的人就是邓稼先。因为他认为凭邓的学术水平应当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会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因邓为了我国核弹事业早巳隐姓埋名了。当然也就引起杨振宁博士的种种猜疑。
大家在剧中看到的邓稼先是一位少言寡语，自我要求很髙，始终在关心别人的好好人。我认识他是在开学部大会期间，那时他虽巳患病，但不为人们所知，他亦然参加会议讨沦，同事们相见他依然是一脸憨厚的笑容，讨论时发言很少，总能集精会神地倾听别人的发言，闲下来，给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他总是在默默地考虑什么问題。从电视剧中，在临终时对他爱人说的话，“我们不能落在外国人的后面”这恰恰说明了充満他大脑的是什么问题？时时不倦地在考虑什么！当我听到他临终的话语，想到这位从不张扬，从不谈自巳 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那么大贡献的大科学家时。我真的哽咽。
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也太需要这种精神了。与这种精神相比，目前在科学和教育界的一些浮躁风、为追逐名利，不择手段地抄袭别人的论文为已作，伪造成果，伪造学历等等。李政道博士针对这一劣风时说，在美国学术上的剽窃，等于职业上的自杀！我认为背离社会发展的这一切我们似乎应当下点狠着了。
下面我再谈一谈钱三强同志。我同他的接触要亲近得多，我在科学院负责抓物理和核物理工作的。他是副院长，正主管这方面的业务工作。特别是在他指导和协调下，国务院批准建造2.2-2.8gev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科学院党组决定调我到高能物理所任常务副所长，和著名加速器专家谢家麟院士一起全面主抓这一工程。我非加速器专业出身，业务上一知半解，又缺乏领导研究所和工程技术经验。正像当时有的领导说的：此工作对张厚英来说是“一喜”“一忧”，喜的是领导信任受予一重任，是一个锻练的良机；忧的是髙能所人员来自各方，有2300人之多，是当时科学院第二个大所，领导起来困难重重。就在这一喜一忧的氛囲下，三强同志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力量。他说他代表党组做我坚强后盾，让我有事就找他。在我上任的几年里，除平时向他汇报外，径常是晚上到三强家里恳谈，那时三强同志的健康由于多年的劳累已出现问題，为保获三强的身体，何泽慧先生亲自把关，一般有人约见，有时巳登家门也被她不客气地档在门外，我那时才真正看到,一对著名科学家老夫老妻的真爱。我非常辛运，我成为例外，每次有约必见，而且谈起兴趣满浓，许多都是谈到深夜。太晚时何泽慧先生就会过来轻轻地叮嘱三强同志，太晚了，差不多了吧！即使叮嘱过后意犹未尽之时常有之。真可谓那段时间他已是我的良师益友了。细想那段时光，叫我怎能不怀念。这里我讲一个小扦曲：有一次何泽慧先生要出差，他逢到我说，她要出差，在她出差期间让我多照顾一下三强，这是对我来说是多大的信任啊！我満口答应，并请他放心，我会全力做的。我心里正惦量如何做和如何做好这件事时，何先生巳发现我误解了他的本意，回来又叮嘱说，我是要你在我出差不在家时，减少去找三强的次数，让三强多休息。此时我恍然大悟，我误解了何先生的本意。再讲一段三强同志和何泽慧先生间有趣又感人的小扦曲。人年纪大了，免不了有时遇到不顺心之事易发火、生气。何先生为安抚三强同志少发火生气，不知从那里抄录来顺口溜叫“莫生气”，其中有一段我记得是，“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念给三强同志听，这些虽是人们生活中的常事，但从又从小事中又一次可看到二位大科学家伉俪的真爱。科学上同是大家，夫妻间是模范。
我同三强同志的交谈可以说无话不说，他有时谈他的经历，有时谈他工作的历程，当然也谈文革中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谈起党中央决定要搞核武器，他兴奋异常，说他同李四光先生如何拿着铀矿石和盖革计数器到中南海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做科学普及等等；谈到如何组织原子弹研制工作时，告诉我万事开头难。千难万难有了人就好办。他说他是首先是从选人才做起，他历数了如何组织和推荐了王淦昌、邓家先、朱光亚、黄祖洽、于敏、周光昭、彭桓武……专家和抽调各路人才和大学生等径验。
我负责髙能加速器研制建造工作时，一开始，我就按三强同志嘱咐和経验同谢家麟先生一起注意人才的选调；后来我负责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糸统工作，科学院推荐并由总装备部批准，任命我做糸统总指挥时，那同在髙能所不一样。完全是白手起家。将科学院内外来自各路，50几个研究所近1000位科学工作者，以巨阵式的管理办法按16个分系统组织起来。就是依据首先选人才这个原则。选出副总指挥、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分糸统指挥、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布局完成后，就可齐步向前进了。
在负责加速器研制工作的初期，说实在话，困难重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万事开头难。当时我48岁，算是年富力壮，有时遇到困难或者工作压力太大，许多时候夜不成眠。太累时不免在交谈中也诉点苦，发奌劳骚，也算在领导面前发泄一下吧。如有一次我同三强同志说，我每天要到晚二奌才能休息，临睡前吃下晚饭特意留下的半个馒头当夜宵；経常夜晚不回家，睡在办公室，儿子要考大学了也邦不了忙，爱人股绦骨折住院动手术没到场，也没培过一天病床而被同病房病友痛嗤一番…等等。本想听到三强同志会给我一点安抚和鼓励。不料三强同志听了，确说了七个字：“干工程只能如此”。这七个字的回答即无表扬安抚之意，当然也无批评之嫌。我听了之后的感觉就像你正在艰难地爬坡过程中被后面的人向前助力推了一把。好像无言中告诉你，你做得对，你必须这样做！继续向前走！现在想起来这七个字的回答，既有恳定、鼓励和告戒。这七个字几乎成为我工作的左佑铭，我得以终身受益。特别是遇到困难和不顺心时。告戒自巳向前，只能如此。这种鼓励我在日后负责工程领导工作中，如果我的队伍里有人喊累、叫困难或压力大时，我的回答也是这七个字“干工程只能如此”当然有时也再加六个字“要么不干工程”。
这次看了“五星红旗迊风飘扬”，就更充分理解三强同志所说的七个字真正内涵，是二弹一星精神的真传。干事业，不论是干二弹一星事业，还是从事科学研究，搞科技创新，都必须要有我们这些前辈科学家的无私、无畏、甘作奉献的精神。当今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形势大好，生产、科研的设备、条件经费，人们的生活状态真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但我做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来说，畧有一点遗憾的是，总感覚五星红旗迊风飘扬上所看到的那种精神，我们这个时代里，不仅无增，反而有退。这亟待我们这代人去解决。
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是杨振宁博士的执友，同时在美国留学。杨对邓的学术能力和水平非常推崇，72年还在文革动乱期间第一次回国访问，第一个提出要见的人就是邓稼先。因为他认为凭邓的学术水平应当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会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因邓为了我国核弹事业早巳隐姓埋名了。当然也就引起杨振宁博士的种种猜疑。
大家在剧中看到的邓稼先是一位少言寡语，自我要求很髙，始终在关心别人的好好人。我认识他是在开学部大会期间，那时他虽巳患病，但不为人们所知，他亦然参加会议讨沦，同事们相见他依然是一脸憨厚的笑容，讨论时发言很少，总能集精会神地倾听别人的发言，闲下来，给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他总是在默默地考虑什么问題。从电视剧中，在临终时对他爱人说的话，“我们不能落在外国人的后面”这恰恰说明了充満他大脑的是什么问题？时时不倦地在考虑什么！当我听到他临终的话语，想到这位从不张扬，从不谈自巳 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那么大贡献的大科学家时。我真的哽咽。
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也太需要这种精神了。与这种精神相比，目前在科学和教育界的一些浮躁风、为追逐名利，不择手段地抄袭别人的论文为已作，伪造成果，伪造学历等等。李政道博士针对这一劣风时说，在美国学术上的剽窃，等于职业上的自杀！我认为背离社会发展的这一切我们似乎应当下点狠着了。
下面我再谈一谈钱三强同志。我同他的接触要亲近得多，我在科学院负责抓物理和核物理工作的。他是副院长，正主管这方面的业务工作。特别是在他指导和协调下，国务院批准建造2.2-2.8gev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科学院党组决定调我到高能物理所任常务副所长，和著名加速器专家谢家麟院士一起全面主抓这一工程。我非加速器专业出身，业务上一知半解，又缺乏领导研究所和工程技术经验。正像当时有的领导说的：此工作对张厚英来说是“一喜”“一忧”，喜的是领导信任受予一重任，是一个锻练的良机；忧的是髙能所人员来自各方，有2300人之多，是当时科学院第二个大所，领导起来困难重重。就在这一喜一忧的氛囲下，三强同志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力量。他说他代表党组做我坚强后盾，让我有事就找他。在我上任的几年里，除平时向他汇报外，径常是晚上到三强家里恳谈，那时三强同志的健康由于多年的劳累已出现问題，为保获三强的身体，何泽慧先生亲自把关，一般有人约见，有时巳登家门也被她不客气地档在门外，我那时才真正看到,一对著名科学家老夫老妻的真爱。我非常辛运，我成为例外，每次有约必见，而且谈起兴趣满浓，许多都是谈到深夜。太晚时何泽慧先生就会过来轻轻地叮嘱三强同志，太晚了，差不多了吧！即使叮嘱过后意犹未尽之时常有之。真可谓那段时间他已是我的良师益友了。细想那段时光，叫我怎能不怀念。这里我讲一个小扦曲：有一次何泽慧先生要出差，他逢到我说，她要出差，在她出差期间让我多照顾一下三强，这是对我来说是多大的信任啊！我満口答应，并请他放心，我会全力做的。我心里正惦量如何做和如何做好这件事时，何先生巳发现我误解了他的本意，回来又叮嘱说，我是要你在我出差不在家时，减少去找三强的次数，让三强多休息。此时我恍然大悟，我误解了何先生的本意。再讲一段三强同志和何泽慧先生间有趣又感人的小扦曲。人年纪大了，免不了有时遇到不顺心之事易发火、生气。何先生为安抚三强同志少发火生气，不知从那里抄录来顺口溜叫“莫生气”，其中有一段我记得是，“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念给三强同志听，这些虽是人们生活中的常事，但从又从小事中又一次可看到二位大科学家伉俪的真爱。科学上同是大家，夫妻间是模范。
我同三强同志的交谈可以说无话不说，他有时谈他的经历，有时谈他工作的历程，当然也谈文革中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谈起党中央决定要搞核武器，他兴奋异常，说他同李四光先生如何拿着铀矿石和盖革计数器到中南海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做科学普及等等；谈到如何组织原子弹研制工作时，告诉我万事开头难。千难万难有了人就好办。他说他是首先是从选人才做起，他历数了如何组织和推荐了王淦昌、邓家先、朱光亚、黄祖洽、于敏、周光昭、彭桓武……专家和抽调各路人才和大学生等径验。
我负责髙能加速器研制建造工作时，一开始，我就按三强同志嘱咐和経验同谢家麟先生一起注意人才的选调；后来我负责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糸统工作，科学院推荐并由总装备部批准，任命我做糸统总指挥时，那同在髙能所不一样。完全是白手起家。将科学院内外来自各路，50几个研究所近1000位科学工作者，以巨阵式的管理办法按16个分系统组织起来。就是依据首先选人才这个原则。选出副总指挥、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分糸统指挥、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布局完成后，就可齐步向前进了。
在负责加速器研制工作的初期，说实在话，困难重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万事开头难。当时我48岁，算是年富力壮，有时遇到困难或者工作压力太大，许多时候夜不成眠。太累时不免在交谈中也诉点苦，发奌劳骚，也算在领导面前发泄一下吧。如有一次我同三强同志说，我每天要到晚二奌才能休息，临睡前吃下晚饭特意留下的半个馒头当夜宵；経常夜晚不回家，睡在办公室，儿子要考大学了也邦不了忙，爱人股绦骨折住院动手术没到场，也没培过一天病床而被同病房病友痛嗤一番…等等。本想听到三强同志会给我一点安抚和鼓励。不料三强同志听了，确说了七个字：“干工程只能如此”。这七个字的回答即无表扬安抚之意，当然也无批评之嫌。我听了之后的感觉就像你正在艰难地爬坡过程中被后面的人向前助力推了一把。好像无言中告诉你，你做得对，你必须这样做！继续向前走！现在想起来这七个字的回答，既有恳定、鼓励和告戒。这七个字几乎成为我工作的左佑铭，我得以终身受益。特别是遇到困难和不顺心时。告戒自巳向前，只能如此。这种鼓励我在日后负责工程领导工作中，如果我的队伍里有人喊累、叫困难或压力大时，我的回答也是这七个字“干工程只能如此”当然有时也再加六个字“要么不干工程”。
这次看了“五星红旗迊风飘扬”，就更充分理解三强同志所说的七个字真正内涵，是二弹一星精神的真传。干事业，不论是干二弹一星事业，还是从事科学研究，搞科技创新，都必须要有我们这些前辈科学家的无私、无畏、甘作奉献的精神。当今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形势大好，生产、科研的设备、条件经费，人们的生活状态真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但我做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来说，畧有一点遗憾的是，总感覚五星红旗迊风飘扬上所看到的那种精神，我们这个时代里，不仅无增，反而有退。这亟待我们这代人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