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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母亲河——“绿色江河”——走过保护站——聚焦长江源——严重分歧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她，和黄河共同孕育并滋养了伟大的华夏文明。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的格拉丹冬冰川，同黄河一样，长江也有重源。北源楚玛尔河，南源当曲，正源为发源于姜根迪如冰川的沱沱河，这是新华社根据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查勘结果于1978年1月13日发布的。长江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达180多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第一大河，世界的第三长河。
千百年来，长江奔流不息，滋润着华夏大地，养育着中华儿女。伴随着炎黄子孙的脚步，她走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经历过了多少个寒来暑往，才从茹毛饮血的亘古蛮荒走向科技发达的现代文明，长江无愧于“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美称。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温室效应”增强等自然因素和乱砍乱挖、过度放牧等人为活动的影响，长江源区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集中表现为气温升高，冰川退缩，湿地萎缩，植被退化，草场沙化，生物的多样性受到威胁等现象。
据沱沱河气象站的观测资料显示，同20年前相比，长江源区的年平均气温上升了1 ，年均降水量反而下降了50毫米，大风日数增加了50天，沙尘暴日数增加了3天。据国家测绘局的遥感资料显示，长江源头的姜根迪如冰川近30年间退缩了约600米。而长江源、可可西里地区的以藏羚羊为主的国家级保护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因偷猎在急剧下降……
种种迹象表明，长江源区的生态环境已经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正趋向恶化，并将影响到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及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
青藏高原被认为是全球变化的敏感区，典型生态系统的脆弱区，大型珍稀动物种群的集中分布区，生物多样性的独特区域和重点保护区。长江源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其独特的生态地位对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保护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只有一条长江，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亟待保护。
饮水思源，长江源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引起了源区和流域政府及群众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及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
为了保护长江源区的生态环境，在简称为“绿色江河”的民间环保组织的倡议下，我们组织了这次99＇长江源生态环境考察活动。“绿色江河”是我国第一个专为长江而建立的民间环保组织，全称为“江河源环境保护促进会”。会长杨欣原是一个江河漂流探险家和摄影家，因诸多的原因最后走上了环保的道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十余年中，他数十次走进长江源区，为藏羚羊请命，为长江源区急剧恶化的生态环境奔走、呼吁、考察、宣传。这已经是他第15次进长江源了。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一个生物学家，一个青藏高原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研究者，我为杨欣的追求和执著所感染，我决心在业务方面给予他帮助。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我走近了杨欣，走进了“绿色江河”。在参加了“96＇长江源考察队”之后，我又成为了“99＇长江源考察队”的一员。
考察队原定40余人，但由于经费等具体问题的原因，到西宁集合时只剩下了12人。可见民间组织搞环保的难度。然而，困难和挫折还远不止这些。临出发前，又传来令人沮丧的坏消息——考察队中最好的一辆车因头天的一起车祸而报废。大家听了，心头难免又泛起一层阴云。尚未正式出师，相继接到的都是坏消息，可想这次组队不易，考察恐更不易。
5月29日，我们乘火车从西宁出发，第二天到达座落于柴达木盆地的戈壁滩新城格尔木。经过一天的休整和准备，我们于6月1日分乘两辆破旧的北京吉普，外带一辆装行李物品的越野车，离开了柴达木盆地，翻过海拔4？750米风雪弥漫的昆仑山口，到达了杨欣经过几年奋斗建立起来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这里已位于我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可可西里——的边缘地带。这是我国第一个由民间组织筹资建立的以藏羚羊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站，海拔4？600多米。高山反应已经开始折磨每一位队员了。
队伍中除了我和杨欣及三个司机有过上高原的经历外，其余几人全都是第一次登上高原。但是，只要到了高原，谁也逃不脱高山反应的洗礼，只不过各人的反应程度不一、反应表现稍异罢了。
队中唯一的女士，《北京青年报》的孙丹平反应最为强烈。从下午起她就开始头痛、恶心、不思饮食，直到后来多次呕吐，脸色苍白，精神不振，但她仍然坚持发稿，使人担心。大家都十分关心她，我凭着自己的经验，嘱她多喝些盐糖水，以促进体内水份的平衡。到了晚上，虽然她的呕吐症状稍减，但仍晕乎乎地没有精神。
六月初的天气，这里仍是大雪纷纷，寒风刺骨，视野中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天地莫辨。因为气温急剧下降，我们把为去长江源准备的所有御寒衣服全都穿上了，但仍然浑身发抖不能自制。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万里长江第一镇——沱沱河沿，为了节约有限的、来之不易的环保资金，我们没有住旅馆，而是在当地水文站的两间空房中挤地方打通铺，为此我们还遭人嘲笑。有人拉着我的考察服说：“就凭这装备，你们还敢进长江源？看看人家考察队是什么档次，每人19？000多元的装备，光是一双鞋就是2？000多元，杨欣也真抠门。”是的，相比之下，我们是寒酸了许多，但我们却不以为然。
这个小镇不过几百人，但是这几天已聚集了好几个考察队和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媒体的记者。小小的沱沱河镇异常地热闹起来了，因为在六月五日世界环境日这一天，中央电视台将对新建立的“长江源”碑的揭碑仪式进行现场直播。届时，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局、青海省人民政府等都将派要员参加。
我们考察队此行的任务之一就是代表“绿色江河”这一民间团体来参加这项旨在向世人警示和宣传长江源区环境保护的活动。
当国家环保局局长王玉庆在电视镜头前的讲话中说到“此项活动由民间组织‘绿色江河’倡导发起”的时候，所有的考察队员，特别是杨欣在心里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毕竟“绿色江河”的工作已得到了政府的承认，杨欣的功劳没有被磨灭。
在长江源头建立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和科学定位标志碑的设想，最初是由杨欣等民间环保人士提出并以“绿色江河”的名义正式拟文通过四川省环保局层层申报上级各政府部门的，最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除了杨欣，这支队伍中还有长江源碑的设计者——青年设计师王斌。他不图名，不为利，免费设计了碑的造型。又在杨欣的奔走及实地查看下，在成都某采石场选料精工制做了总重14.5吨的花岗岩碑体。再由本队的队员马海涛——北京师大在校大学生、环保志愿者——亲自押运石碑从成都出发，经阿坝，进甘肃，走青海，到格尔木，再到沱沱河，一路风餐露宿，千里迢迢送到建碑现场。为此，小马竟申请休学一年。还有北京军区的著名作家金辉先生，倾其才思，挥毫泼墨，为长江源碑作记，撰写出了气势磅礴而又脍炙人口的碑文。
所有最初为长江源碑奔走、出力的人都在这支队伍中。
现场直播结束后，中央电视台的人员及专为这次直播而来的政府官员们都立刻离开了沱沱河沿，这里短暂的繁闹景象也随之逝去了。
外来的人几乎只剩下了“绿色江河”和《光明日报》两个考察队。队员们在这里同沱沱河小学的学生们举行了另一个保护长江的仪式——放漂流瓶。这也是我们考察队本次的活动之一。
出发前，杨欣一直在为保护长江而到处演讲、游说，以求唤起公众对长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支持。成都市九所小学的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发起了一场以“我心中的长江”为题的作文比赛，并将一些优秀的作文选出，分装在20几个木制的漂流瓶中，托杨欣带到长江源头的沱沱河边放漂。这些漂流瓶将载着他们对长江的热爱、赞美、关注和倡议顺江而下，以达到向沿江人民宣传保护长江的目的。同时，成都的小学生还把他们义卖精心制做的手工艺品得来的数百元钱和一些学习用具带给了沱沱河小学的小朋友们，愿与他们携手保护长江。沱沱河小学生的代表们在接受了礼物后的讲话中表示了感谢，并愿以长江将来主人的身份承担起宣传保护长江源的责任。
当天下午，我们同《光明日报》队的队员们一起离开了沱沱河沿，来到了90公里外的雁石坪，在这里作进入江源区的最后休整。
然而，就在这里，考察队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分歧。由于明天我们就将离开公路正式进入无人区了，届时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条件将会越加艰苦，人体将会承担更加严重的低压缺氧反应。所以，杨欣决定让在沱沱河镇经过几天吸氧输液后明显好转的孙丹平留下，以免到时再出现高山反应时发生意外并影响考察队的计划。但直到第二天早上临出发前，对孙丹平的劝说工作仍没有结果。
孙丹平一再强调自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并适应了这里4？600多米海拔的环境，自我感觉良好，精神也已是最佳状态，并说她自己的感觉她最清楚，她也绝不会拿她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开玩笑。但杨欣仍不松口，最后竟是在大家都装好行李物品并上车坐定后，又召集大家全体下车开会讨论决定。同行的《光明日报》队的队员们也只有坐在车上或聚在路边，频频催促，个个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惶惶不安，急于出发。但我们的会议仍然在沉闷的气氛中无限期地延长着。
杨欣举了3个亲历的例子，这三个人都是在高山反应后经吸氧、输液好转的情况下重又上山，去往更高的海拔区，结果一个死在了山上，另一个在山上拿斧子砍人，还有一个被及时送下山后成了痴呆。这三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各自考察队的计划并留下了令人难忘的遗憾。大家听后，在心存悸怖的同时，又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虽然也对孙丹平的执着追求表示敬佩和赞许，但谁也不敢替孙丹平说情。是啊，孙丹平代表《北京青年报》社，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进长江源，要亲眼看一看长江源，要把印有“北京青年报”字样的旗帜展开在长江源头，就是为了要亲自考察长江源区的生态环境。
论到大家发言了，沉默了好一阵，我才说出自己几经权衡后的意见：“作为考察队中的一员，我认为谁也不愿看到孙丹平此时离队，特别是在即将看到江源冰川的此时此地。如果有可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去尽力帮助她。孙丹平的去与留，这本是队长一句话的事，因为队长已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威。现在要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无疑是给大家出了一道难题。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还须勉为其难地发表意见。否则，我们今天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种事情并不是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一旦意外发生，影响考察计划事小，如果出现无法挽回的局面，我们将会遗恨百年。杨欣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毕竟这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事情。所以，我也心存遗憾地劝孙丹平留下，或者换句话说，就算是请孙丹平对自己和家庭负责，也是为了整个考察队作出牺牲。至于孙丹平刚才所说的‘出了事自己负责，可以随时把她留在高山反应复发的地方，绝不连累大家’的话，我认为不妥，因为大家，包括孙丹平自己，都相信这种事是绝不可能的。”
《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李灵也列举了在6月2日——我们同杨欣三个人去长江源揭碑仪式现场采访的几天前——刚到过长江源的另一个考察队的情况。他们因高山反应先后共送下山去5人。其中一人在山上突然患脑积水，全身抽搐，手成鸡爪状。另一人突然双目失明，还有一人耳膜穿孔，另外两人都是头痛、恶心、呕吐等。被连夜送下山去抢救的，其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所以，他也认为，孙丹平不应该冒这个险。后来，其它人的发言也都与我们大同小异，也有几位年青队员一直保持着沉默。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最后，孙丹平含着眼泪被强行留在当地路边的一个小饭馆里。对于孙丹平来说，这个决定是太残酷了些，以致于我去同她握手告别时，她使劲抽回了自己的手，让我感觉到了她对我发表的意见的强烈不满。是的，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恐怕都不能保证这个决定一定是对的。
当然，对于孙丹平来说，难免会有些遗憾终身的感觉。她这次千里迢迢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进长江源，以考察队中唯一的女性的身份为《北京青年报》创一个记录。因为据说到目前为止，真正到过长江源的外界人士尚不足100人，其中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然而，现在却因一个无法预测的结果，或者说是不能确定的因素，让她在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被无情地留了下来，这怎能不教她遗憾终身呢——尽管这种“遗憾终身”显然要比另一种结果的“遗恨终身”更容易让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