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1997年起），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曾任北京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天文学会理事、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天文学名词审定委主任。
“面向公众，科学普及”是天文学家的职责和义务吗？
李竞
2011年04月18日
视野似乎应该更宽阔一些，将议题改为 “面向公众，科学普及”是科学家的职责和义务吗？鉴于我是天文学家，还是将范围局限在天文领域，可能更‘言之有物’。
大多数公众可能都会认为，这个议题无需讨论，答案当然是正面的，肯定的。果真如此吗？不见得。谈谈我的切身感受。
1950年大学毕业后，报考并被录用为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助理员，从此走进天文殿堂，走上天文科研第一线，成为职业天文工作者。由于我在中学和大学就读时自诩为一个热心而执著的天文爱好者，在到达紫金山之前，已是当时挂靠在天文台的社会天文爱好者组织——大众天文社的会员，更由于热心天文公益活动，乐于向公众普及天文，在任职不久，就听从领导安排，参与每周日的天文台开放日的公益性的公众天文科普宣讲，并一直持续到1958年调任北京天文台之前夕。此外，在从事天文科研不久，有接受中国天文学会交办的任务，和另外一位同事，编篡‘俄英中三文对照天文学名词辞典’，要求从事者掌握俄、英、中天文名词术语。经过几年的劳作，辞典于1958～59 出版问世。天文学名词审定从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成立以来，就定为一项公益性事业，天文学家也都以传承这一传统为荣。在进入天文科研殿堂的最初八年，我开始领悟到，在科学院，凡由组织安排的科普活动和公益性天文事业，均属于科研人员的业余兼差，并非‘正业’，与从事者的业绩无关。
1956 年作为工作人员，先是参加‘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远景规划‘，接着又作为工作人员和翻译先后和分批陪同谢维尔内、米哈伊洛夫、库卡金、德伊奇和谢格洛夫五位苏联天文学家参访南京、上海、杭州、天津、西安、兰州，以及昆明。这些活动在当时也不曾被视为科研人员份内的‘正业’的天文公益事务，均不与科研业绩挂钩。
1958 年，先是出差，随后是正式调遣，到北京参加北京天文台的筹建。当时，基本上还不曾启动和开展严格意义上的科研，遂仅将筹备阶段的选址、基建、培训、选题预研究等定为‘正业’。那时，由于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均非开放单位，北京天文台也从未像紫金山天文台那样早已建立起面向公众的天文普及设施和制度，却相反地、自上而下形成将凡超出‘正业’范围之外的业余天文活动，诸如，天文科普写作、翻译，统统视为‘不务正业’。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下，一位天文学家竟然在二十年内，所有的天文科普文章写作和译作，在出版物上从来不冠署‘北京天文台’，同是也往往不署实名。这是因为只有‘正业’才属业绩，而‘不务正业’则得到的是‘负面’后果。这个事例可能极端，但确是实情。在我退休前的几十年间，由于北京天文台面临接受和承办日益增多的‘非正业’的事务和任务，例如，兼职授课、名词审定、大百科条目撰写、科教电影电视脚本编辑和拍摄、媒体采访、科普报告和讲座，等等，唯一的可能，只有安排从事‘正业’的、处在科研第一线的天文学家来担当、执行和完成。视为‘不务正业’的氛围逐渐冲淡。但迄今仍为公开地、正式地称之为天文学家的‘正业’之一，也从未将‘面向公众，天文科普’列为今日国家天文台的职责和一项考核业绩，也基本上和实质上未与科研人员的‘正业’业绩挂钩。
退休之后，于1997年参加了当年组建的“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任务主要是‘科普巡讲’，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在校青少年以及社会公众。在30几位成员中，凡来自中国科学院者，全是退休的长者，没有一个在职的科学家。这一独特现象表明，尽管中国科学院上上下下无人不拥护，‘全民科普和科普全民’的国家政策，但实际上却可能没有一所研究机构，郑重地将‘面向公众，普及科技’类为考核业绩的‘正业’之一。这实质上是并未将‘面向公众，科学普及’落实为科学家的职责和义务。在这一体制下，‘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招聘不到哪怕一位在职科学家，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问世十四年来，正因为成员都是科研第一线上退休的科学家，均为某一科技领域的专家里手，他们从事科普的特色，不止言之有物，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看来，实施和贯彻‘面向公众，科学普及’的最佳人员首选应是将其视为‘正业’的科学家。
热切希望中国科学院能有效地执行和贯彻‘面向公众，全民科普’政策，真正将‘面向公众’视为‘正业’之一。盼望尽早消除科普事业是退休科学家的天地的局面。
大多数公众可能都会认为，这个议题无需讨论，答案当然是正面的，肯定的。果真如此吗？不见得。谈谈我的切身感受。
1950年大学毕业后，报考并被录用为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助理员，从此走进天文殿堂，走上天文科研第一线，成为职业天文工作者。由于我在中学和大学就读时自诩为一个热心而执著的天文爱好者，在到达紫金山之前，已是当时挂靠在天文台的社会天文爱好者组织——大众天文社的会员，更由于热心天文公益活动，乐于向公众普及天文，在任职不久，就听从领导安排，参与每周日的天文台开放日的公益性的公众天文科普宣讲，并一直持续到1958年调任北京天文台之前夕。此外，在从事天文科研不久，有接受中国天文学会交办的任务，和另外一位同事，编篡‘俄英中三文对照天文学名词辞典’，要求从事者掌握俄、英、中天文名词术语。经过几年的劳作，辞典于1958～59 出版问世。天文学名词审定从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成立以来，就定为一项公益性事业，天文学家也都以传承这一传统为荣。在进入天文科研殿堂的最初八年，我开始领悟到，在科学院，凡由组织安排的科普活动和公益性天文事业，均属于科研人员的业余兼差，并非‘正业’，与从事者的业绩无关。
1956 年作为工作人员，先是参加‘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远景规划‘，接着又作为工作人员和翻译先后和分批陪同谢维尔内、米哈伊洛夫、库卡金、德伊奇和谢格洛夫五位苏联天文学家参访南京、上海、杭州、天津、西安、兰州，以及昆明。这些活动在当时也不曾被视为科研人员份内的‘正业’的天文公益事务，均不与科研业绩挂钩。
1958 年，先是出差，随后是正式调遣，到北京参加北京天文台的筹建。当时，基本上还不曾启动和开展严格意义上的科研，遂仅将筹备阶段的选址、基建、培训、选题预研究等定为‘正业’。那时，由于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均非开放单位，北京天文台也从未像紫金山天文台那样早已建立起面向公众的天文普及设施和制度，却相反地、自上而下形成将凡超出‘正业’范围之外的业余天文活动，诸如，天文科普写作、翻译，统统视为‘不务正业’。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下，一位天文学家竟然在二十年内，所有的天文科普文章写作和译作，在出版物上从来不冠署‘北京天文台’，同是也往往不署实名。这是因为只有‘正业’才属业绩，而‘不务正业’则得到的是‘负面’后果。这个事例可能极端，但确是实情。在我退休前的几十年间，由于北京天文台面临接受和承办日益增多的‘非正业’的事务和任务，例如，兼职授课、名词审定、大百科条目撰写、科教电影电视脚本编辑和拍摄、媒体采访、科普报告和讲座，等等，唯一的可能，只有安排从事‘正业’的、处在科研第一线的天文学家来担当、执行和完成。视为‘不务正业’的氛围逐渐冲淡。但迄今仍为公开地、正式地称之为天文学家的‘正业’之一，也从未将‘面向公众，天文科普’列为今日国家天文台的职责和一项考核业绩，也基本上和实质上未与科研人员的‘正业’业绩挂钩。
退休之后，于1997年参加了当年组建的“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任务主要是‘科普巡讲’，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在校青少年以及社会公众。在30几位成员中，凡来自中国科学院者，全是退休的长者，没有一个在职的科学家。这一独特现象表明，尽管中国科学院上上下下无人不拥护，‘全民科普和科普全民’的国家政策，但实际上却可能没有一所研究机构，郑重地将‘面向公众，普及科技’类为考核业绩的‘正业’之一。这实质上是并未将‘面向公众，科学普及’落实为科学家的职责和义务。在这一体制下，‘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招聘不到哪怕一位在职科学家，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问世十四年来，正因为成员都是科研第一线上退休的科学家，均为某一科技领域的专家里手，他们从事科普的特色，不止言之有物，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看来，实施和贯彻‘面向公众，科学普及’的最佳人员首选应是将其视为‘正业’的科学家。
热切希望中国科学院能有效地执行和贯彻‘面向公众，全民科普’政策，真正将‘面向公众’视为‘正业’之一。盼望尽早消除科普事业是退休科学家的天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