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李皓，环境科普志愿者，“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1983年至1986年先后在西南农业大学土壤化学系、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化室工作。1986年至1994年在德国弗朗霍夫（fraunhofer）研究院汉诺威毒理研究所从事免疫生物学研究，1994年获得德国汉诺威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95年回国到北京医科大学免疫系做博士后，研究中草药成分的免疫调节作用。出于对当时中国环境状况的极度忧虑，1996年辞职走向社会成为环境科普志愿者。1997年至2007年主要从事引进和翻译国际环境教育影视片的工作。2000年至2004年为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2008年成为“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
对城市竞争力的几点看法
李皓
2014年10月08日关键词：城市功能；市民需求；宜居概念；医疗保险；建筑基坑与地下水资源；安居乐业的城市；中国城市环境的致命伤
文？体：报刊约稿
正文：
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笔者看了一下排行榜，不禁疑问丛生：这样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是为商人做的？还是为百姓做的？《报告》发布的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前10名城市是：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台北、广州、青岛、天津、苏州和高雄。在近三年时间中，笔者去过其中7个城市，从环保和教育的角度看，台北和高雄都大大超前于大陆的城市。环境质量高、能使人们安居乐业的城市才是百姓们喜爱居住的城市。而“城市竞争力”的排行却似乎要把城市变成战场，要逼着各个城市都不甘示弱，非要卷进城市与城市间的相互竞争与攀比中，其结果会是，形象工程的建设屡禁不止，楼房越建越高、地面越铺越豪华、植绿越种越高档，所有城市的景观设计也越来越趋于雷同。旅行于这些城市中，让人感到的压抑多于舒心。而另一方面，在各个城市中，百姓们期待改善的居住条件、环境卫生、医疗服务、终身教育、休闲与文化生活等实质性内容却长期看不到大的进展。
以医疗服务为例。笔者曾于1986年到1994年在德国汉诺威留学，其间为自己购买了医疗保险，每月交纳的保险费约100马克（当时的德国货币，笔者的奖学金为每月1200马克）。八年留学期间，笔者看病的次数约有10次，每次看病后，笔者需支付的费用只有3马克，这是支付给药房的取药手续费，医生的费用和药费都由保险公司全额承担。一算就知道，笔者留德期间总共为自己生病而支付的费用只有30马克左右。1995年笔者回国到北京。从1996年到2009年，笔者一直在缴纳医疗保险费，平均每月的费用都在150元人民币以上。然而，十三年过去了，笔者虽上过10多次医院，却从未享受过一次由收取医疗保险费方承担医疗费和药费的待遇。这样的城市能真正算得上“综合竞争力强”吗？怕未必。
2009年6月的一天，笔者应邀去北京房山区做讲座，途经河床宽阔的永定河，但见河中只有沙土没有水。陪同者说：这些年当地的地下水位一直在下降，水变得越来越少已成了普遍问题，但原因不清。
这使得笔者想起一篇文章来，文章说：北京的建筑坑基对地下水资源的浪费很大。原文如下：“长安街某商展大厦的监测数据显示，该工程基坑6千多平方米，深度为16米，每天为把地下水抽出作业区，要抽水1.80万吨左右，到建筑物重量形成停止排水时，共抽取地下水378万吨。这一抽排量相当于北京市市民两天的用水量。而这在建筑工程中还只是一个中小型规模的基坑。如今，大规模的城镇建设、汽车的普及以及对土地资源的强化利用，要求建筑的基坑越来越深，大型基坑比比皆是，其抽排地下水的数量可想而知”。这就是对搞大规模城市建设致使地下水位下降的解释。而以牺牲水资源为代价换来的“综合竞争力”可持续吗？
一位曾在新西兰工作过的朋友对笔者说：那儿是天堂，因为新西兰人没有追求提高gdp的欲望，他们很享受宁静而快乐的生活。新西兰人有句口头禅，叫“no worry”，译成中文就叫“别着急”。
2008年12月，笔者去新西兰看了实情。人口只有10万的达尼丁市是新西兰最古老的城市，那里坐落着新西兰最早建立的奥塔戈大学。该大学至今仍是新西兰的一流大学，在世界上也很有名气。走入这个大学所在的城区中，让人感到的是安静。校园内和周边街上的房屋大多是一百多年前建的木屋，至今还在使用，但内外粉刷一新，门窗都已用上了现代的新产品。房前的绿树、绿篱和各色植物，房内的整洁、干净、有序和美观，使笔者能看到这里的人们在细致地享受生活、享受大自然的怡然心境。
在新西兰，人们一面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一面高高兴兴地过着安逸的日子，他们对“竞争”二字嗤之以鼻。中国的城市，为何不以他们作为学习榜样呢？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民勤劳的国家。中国人民一直相信，美好的生活靠自己的劳动创造，而不能靠去抢夺别人的机会或财富。因此，“竞争”从来都不是中国文化所颂扬的概念。
古中国人歌颂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些古语最能体现中国古人对差异性、多样性所持的包容、尊重、甚至赞美的态度。相比之下，硬要使用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来给中国的城市做出个“竞争力”排行榜，实在显得强人所难，没有必要。更何况，一些“竞争力”排名靠前的城市很可能得益于国家的扶持。
这些年，笔者走访了不少国内的城市，不论是在“综合竞争力”排名前10位的大城市中，还是在永远都可能榜上无名的小城市里，笔者看到了几个相同的城市致命伤，它们是：
1. 政府对低收入家庭居住的老旧房屋没有任何修缮、再生的计划；
2. 公共厕所的设计与管理缺乏科学指导，达不到预防传染病的要求；
3. 社区管理者没有知识和能力向居民提供有利于身心健康和环境保护的行为指导；
4. 新建的道路、绿地和水体设计因普遍缺乏环保常识，而在建成后带来了尘污染、噪声污染、水体发黑发臭的问题；
5. 城市的雨水口被用于吐痰、倒垃圾、倒污水，致使河湖污染反复发生；
6. 垃圾混合投放，无害化处理水平低；
7. 居民在门前、屋后找不到能休闲的树荫或绿地。
笔者认为，如果中国的大小城市都能认真解决好以上问题，不必发布任何“竞争力”的排行榜，各类人才就会自己来到这些城市中，开始安居乐业的生活。
（发表于《科技潮》杂志2009年第六期）